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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教育把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传授给大众，人民需要科学，便要进行科学教育。
“生活教育”
随着人民生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人民需要什么便进行什么教育。
教育不光是适应现实的生活，还要改造社会，改造生活，使人民在进步的生活中受到进步的教育。
教育与生活是互相推进的。
陶先生并不排斥人民生活需要斗争，需要武装自卫，需要革命，他同意“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
。
“生活教育”
理论并非僵化的，而是逐渐发展和提高的。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生活和教育一致。
他说：“过的是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讲演，不算是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着革命的教育”
[15]。
这一段话也值得今天教育工作者深思。
陶先生所要求的生活教育，是“和谐的教育”
，包括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几个方面。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陶先生的“和谐教育”
思想就是“全面发展”
的教育思想。
育才学校的普通教育内容包括劳动、健康、政治和文化四大方面，这就更醒目了。
教育究竟是准备生活，还是教育即生活或生活即教育，这是一个教育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斯宾塞是前者的代表，杜威是“教育即生活”
论的代表，而陶先生则是“生活即教育”
论的代表。
还有许多教育家，即认为教育是准备生活，同时也认为教育应该生活化。
陶先生觉得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把生活加了工之后搬进学校去的，这样便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社会生活能力，不如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在真正的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受教育，在生活的实际斗争中“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以达到解放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的目的。
他并没有忘记培养青少年的军事能力，没有忘记艰苦斗争。
他主张的生活教育，并不是沉醉在平平淡淡、安逸自在的生活里面，无所作为，而是与消极的“生活适应论”
不同的。
“生活教育”
不是像杜威那样没有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他劝告学生要有目的，有理想地去学习。
“教学做合一”
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先生反对“教师讲、学生听”
的传统“教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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