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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两相矛盾。
经查证《大众教育》原刊发现，该刊确实创刊于1936年5月10日，第3卷中日期正确，第11卷则是错误的。
⑦《全集》第11卷第800页《阳翰笙日记选》中1945年8月11日条错误，该条日记应为8月16日。
⑧《全集》第12卷第176页引《田汉年谱》中有关记述一条：“1940年10月，与郭沫若、赵清阁、应云卫、左明等同游重庆北温泉，并访问陶行知任校长的育才学校。
后游缙云寺，作七律一首赠赵清阁。”
经查证《田汉年谱》后发现此条不实，具体时间应为“1940年6月”
。
七、结语
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要旨在于求真。
1998年至2006年，朱子善先生先后发五文强调在陶行知研究中“毋忘求真”
[39]，其精神正如梁启超所谓：“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
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
[40]与梁启超颇有往来的陶行知也是“求真”
的追随者，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
笔者深受前辈学人“求真”
思想的感染，亦以为“大固当真，小亦当真”
，遂撰文对《全集》作一考订，盖所谓“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41]
胡适在1922年2月4日记述：“作书寄梁任公，指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的错误两处……然此种小疵不足掩此书之大长处。
此书可算是任公的最佳作。”
[42]拙文中所列《全集》中琐末瑕疵，不过是对《全集》细枝末节的修补，《全集》仍是陶行知研究中的最佳作，也必将“永育后人，光照千秋！”
最后，笔者仍想强调的是：拙文“……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
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
[43]
（本文需感谢南京大学李刚副教授及吴树琴先生之女卢爱萍女士提供的资料）
[1]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张劲夫：《一部具有宝贵精神财富的巨著——祝新版〈陶行知全集〉出版》，载《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3]李刚：《思想的底色——陶行知〈金陵光〉文献考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编：《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5]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私营时期（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陶行知年谱稿》，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7]余子侠：《陶行知生平事迹五考》，载《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第68页。
[8]白韬：《回忆陶行知先生——其生平及其学说》，北京，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49页。
[9]黄炎培：《黄炎培日记》（三），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1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页。
[11]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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