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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安徽、上海、江苏等省市率先成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后，全国各地陶行知研究团体相继成立。
各种陶行知研讨活动纷纷举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在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生活教育理论以及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性质、历史地位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
长期被压抑的能量得到释放，久违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这个时期的陶行知研究，呈现出蓬勃向上和强劲向前的发展势头。
实验发展期是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正式成立到2000年。
1985年9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成立大会，是继1981年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陶行知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说前者是拨乱反正、辞旧迎新的话，那么，后者则标志着陶行知研究**的来临。
从此以后，陶行知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学陶师陶活动也由原来分散的、独立的状态，转变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的，上下结合、纵横交流的崭新局面。
这一时期的15年，是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
其间，又以1985年两会成立，1991年陶行知诞辰100周年和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我国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契机，连续不断兴起了三次陶行知研究的热潮，这是在以往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盛况。
这个时期的陶行知研究，涌现出了大量高水平的陶行知研究著作和论文；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收录更为齐全，内容更加丰富的新的《陶行知全集》；先后举行了多次高水准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如1988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研讨会，1988年12月在桂林举行的全国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89年11月在成都举办的全国生活教育理论讨论会，1995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弘扬行知思想深化教育改革研讨会，1996年10月在武汉举办的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围绕着人们所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如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实践意义、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等，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研讨，取得了重大进展。
此外，还就陶行知的道德教育、科学教育和终身教育以及哲学、政治、文化思想等进行了研究，拓展了陶行知研究的领域。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陶行知研究，无论从涉及的范围，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参与研究的人数，抑或是出版或发表的研究成果，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陶行知研究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从理论研讨向实践试验延伸，不仅在理论研讨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方面也取得重要突破，全国涌现了许多先进典型。
如以安徽省黄山市（原徽州地区）、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江苏省苏州市和四川省温江区等为代表，借鉴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开展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开创了新时期“科教兴村”
、“科教兴镇”
、“科教兴县”
的新鲜经验；江苏、上海、安徽、四川等地，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中汲取智慧与营养，从事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试验，实现了素质教育从局部探索到区域推进的发展；广州市白云区行知职业中专、浙江省衢州行知女子职业学校、北京行知职业学校、安徽省金寨县初级职业技术学校、福建省安溪职业中专等，借鉴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改革，创造了职业教育“以陶兴校、造福一方”
的多种模式和成功经验；规模空前的持续不断的学陶师陶活动，促进了新时期我国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了我国师范教育改革。
上述这些典型经验，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上述80余年的发展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20世纪陶行知研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曲折性。
20世纪陶行知研究所走过的路不平坦，既有蓬勃发展，也有曲折坎坷；陶行知既受到客观评价，也遭遇不公正对待。
研究在不断推进，路在向前延伸，但明显地表现出发展的曲折性以及波浪形特征。
第二，阶段性。
陶行知研究，其重点是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因而在研究的内容上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陶行知的哲学、政治思想以及与教育思想的关联，乡村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等，在各个时期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每个时期社会所注意的热点问题不尽相同，所以，20世纪陶行知研究在内容上又展示出阶段性特征。
如探索研讨期人们关注人口统制与教育问题的讨论，纪念评价期重视陶行知诗歌的评价，批判沉寂期强调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争鸣复兴期突出陶行知与杜威关系的分析，发展实验期又凸显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等等。
第三，广泛性。
陶行知的一生，短暂、艰难、曲折，但又丰富、精彩、辉煌。
他具有多方面的出众才华，在社会诸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赢得了人民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这就决定了陶行知研究的广泛性。
它表现为：其一，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涉及理论和实践，教育、哲学、政治和文学等诸多方面。
其二，研究成果的广泛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
其三，研究队伍的广泛性，既有生活教育运动的同志，包括陶行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又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还有政界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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