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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力行”
的自我概念，也受到墨家“兼爱”
、“摩顶”
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59]。
他没有像孟子宣扬的子莫那样，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的杨子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的墨子（《孟子·尽心章句上》）之间择其中，而是坚决地选择了后者，从而通过“同化”
和“顺应”
，达到了认知上的平衡和自我概念的同一，由此也反映出受到佛教与基督教影响的陶行知的独特性。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
为核心、以“实用理性”
为心理基础建立起来的陶行知的自我概念，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墨思想的影响，也包含有中国化的佛教[60]和基督教教义的成分，仅仅把他说成是“一位基督徒教育家”
，的确是“非以见其深，反而显其浅”
了。
（三）陶行知“求真力行”
的行为方式特点
自1911年到1912年间攻研和信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学说，1913年皈信基督教以后，“知行合一”
、“求真力行”
、“奋斗不息”
等，在陶行知的自我概念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成为陶行知独特的社会行为方式。
“干”
、“做”
、“努力”
、“奋斗”
等是陶行知社会实践中最常用的词汇。
这种行为方式在陶行知的一生中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仅举例一二，权作证明。
1923年，在推行平民教育时，陶行知秋天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写道：“最近一星期来，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
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我都去劝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经验，很有乐趣。
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
这许多地方我都要亲自带学生去试验。
照这样办法我就可以一面干，一面研究出好的方法来。
空中造楼阁是没有用的。
我也很希望你约集同志在北京这样去干。”
[61]在他看来，“中国不是没有希望，只看我们干不干，就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
[62]
1924年9月15日，在给姚文采的信中，对安徽公学在江浙战争中能照常开课，陶认为：“中途停学和临阵脱逃是一样的可耻。
纵使开花炮把安徽公学炸碎了，我们也是要奋斗到底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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