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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推行的白话文仍然不是大众所需要的语文,知识分子“要想写大众文必须先学大众语。
他必须拜大众做老师。
不够!
他必须钻进大众生活里去与大众共生活,共甘苦。
他必须是大众队伍里的一位战士。”
[15]他自己所写的许多白话诗歌,虽然被一些文人学者讥笑为打油诗,但这正是他所刻意追求的大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教师应向有技术、有经验的民间大众学习,“做学问要有先生指导,谁是我的先生?农人教我种田,农妇教我养蚕,木匠司务教我做桌凳,裁缝司务教我做衣服……七十二行都能教我,都是我的先生。”
[16]简而言之,“教师”
不是精英者的专利,书本文字也不是知识的唯一形式,教师的知识人角色也不应是书本知识传递者的角色,他应从预设的知识权威者角色转变为生活实践的学习者。
三、来自“经验”
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因此教师应从贩卖书本知识的“死”
知识人角色,转变为研究型的、围绕“做”
为中心的“活”
知识人角色
陶行知自早年接受现代教育开始,便逐渐割断了与传统教育的联系,当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从美国回国时,幻想着用在国外取得的“真经”
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教育。
然而不久,心中涌动的民族意识以及西方教育理论与制度和中国社会实际所产生的抵牾,使他逐渐与西方文化产生疏离。
他开始以民间为新教育的营养来源,在教育内容上将其扩大到整个民间社会,同时由于“知识”
定义的根本性变更,知识的传递当然也就不可能采取传统的书本教学的方法,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即“教学做合一”
的主张。
晓庄生物指导员姚先生带着书本第一次去上课时,陶行知便阻止他采用传统的在讲台上进行书本讲授的方法,姚先生说:“我教了十多年的生物学了,还不行吗?”
陶行知说:“不行!
你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才行得通啊。”
姚先生受了启发,第二天便请了一位捉蛇的农民,由他把学生领到田地里,向学生演示怎么抓蛇,怎么识别治蛇咬伤的草药;又把挖草药的请来,教学生识别各种中草药。
[17]
陶行知主张从贩卖性教师向研究性教师的角色转换,其出发点并不仅仅只是满足知识更新的客观需要,更主要的是依据实用主义的“经验”
理论和“儿童中心主义”
学说,颠覆传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
者角色,其根本目的在于以一种“活”
教材来代替“死”
教材,以“活”
的教师来代替“死”
的教师,从而完成教育的根本革命。
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在要求教师成为真理的不断探索者时,主要并非指教师在前沿性学科知识方面的钻研和书本知识方面的不断学习,而更多的是提倡在活动中、在生活中来丰富自己,反对教育书本化和教条化,主张以实用性和工具化来对待书本知识,这在他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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