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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以一下子就领会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成了他的信徒。
1917年，二十五岁的陶行知就是带着他老师的实验主义一套回国，希望用以实现自己“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4]的宏愿。
但是，办了几年，毫无收获。
因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是把社会上的东西塞一点到学校里，在美国推行也无非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实验”
，情况并不美妙，“有好多教育家想达到的目的达不到，想实现的不能实现”
[5]，而杜威标榜的只要在学校里给儿童、青年足够的近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就可以自由向前发展，也无非是想为资本主义企业多培养几个忠实奴仆。
而把它硬套到中国则更不灵了，当时中国的学校很少，教育不发达，广大劳动人民都被排斥在校门之外，用杜威的一套，根本起不到普及教育、振兴社会的作用。
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杜威的那一套是假的”
，学校社会化不过“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
[6]。
他回顾那段日子，沉痛地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了壁，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
[7]所以他对杜威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把“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使“教育与整个社会和生活血脉相通”
[8]。
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是批判地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某些积极因素的，简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注重科学及其实验方法；二是教育应与社会联系的思想。
不过陶行知从杜威那里得到的，主要还是反面的启示。
照杜威的办法做既然此路不通，这就使他深思与探索，正如他自己说的“摸黑路”
，到了黑路的尽头，便豁然开朗了，找到了出路——生活教育。
由此可见，说他没有受过杜威的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种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说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翻版，更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既要看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更应看到二者的区别。
“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与“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不只是文字位置的调换，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的表述。
它们之间从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所处的历史地位、社会作用，都是根本不同的。
对这个不同，还是陶行知自己最为清楚，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
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
‘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
[9]说到底，杜威只是对旧教育的改良，到头来不过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小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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