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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有的人见古人怎样解决，我们也怎样解决，这种解决是不对的，是没进步的。
因为古时现象不是与今日现象一样，所以以古进今的办法往往是错的。”
[39]他还指出：“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
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
[40]。
但是，他对于有益于今天的古代教育，则主张有选择的继承。
甚至对安徽本土的乡贤思想与学问，也“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
。
他指出：“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
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贤，那一位不是土产？现今的胡适之先生，从头到脚也只是我们家园所出的土产。”
他对小朋友说：“我深信，他们来做你们的老师，你们是一定欢迎的”
[41]。
由于他吸纳中外教育只以“适不适”
、“好不好”
为原则，对于违反这一精神的是不加吸纳的。
就是对他视为徽州现代“乡贤”
的胡适也如此。
当胡适赞扬了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普及教育搞得好，还说要“效法”
的话，他则不顾与胡适是同乡、留美同学，马上写了一篇《胡适的普及教育理论》文章，加以义正词严的驳斥。
总之，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在吸取中外教育经验教训时，最使人们受到启迪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必须从现时生活中“滤下来”
，“明辨择善”
，既反对传统教育和反对洋化教育，又主张有批评、有选择地接受中外教育中的固有优点和真正知识；二是“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
，“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
。
他的这种中西教育观，与我们党对待中外教育一贯坚持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主张，是相一致的。
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我们应当把陶行知的中外教育观当成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取得借鉴，丰富和提高处理中外教育及其关系的经验、能力和方法。
[1]原载《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2]方与严：《人民褒扬，昭告天下》，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下集），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11月版，第405页。
[3]张国良：《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陶行知一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3页。
[4]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行知研究》，1984年第11期。
[5]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7页。
[6]《陶行知在美国的教育经历》，载《行知研究》，1983年第7期，第66页。
[7]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8]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9]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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