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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的教育家》。
他说：“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地发现出来……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地都给它打开……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
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4]当时教育界的名流、《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主笔蒋梦麟说：“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提起来。
这种话我久不听见了，可算是教育界福音。”
[5]陶行知正是给中国教育界带来福音的教育家。
陶行知正是以他的“宣言书”
中提倡的创造、开辟精神，探寻中国教育的生路的。
陶行知与时俱进，探索不息。
他呼唤出现“第一流教育家”
，他也按“第一流的教育家”
设计自己。
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生路的探索，可简述如下。
第一，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构建新的教育体系。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重重襁褓中，不能动弹，失去了其主体性，使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得意的传声筒、独裁者的御用工具，奴才的训练基地，这些使得教育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未能显现出来。
陶行知继承“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新教育运动的成果，是“五四”
时期改造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和引进西方教育理论、学校管理理论、教育实验理论这一波澜壮阔的新教育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将这一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
，而他自己在其中担任的是“中国的教育复兴”
的使者和主要发起人。
陶行知复兴中国教育的切入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学校教育的体制。
他的总体思路是解开束缚学校的襁褓，为学校教育“松绑”
，砸碎学校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围墙，将学校教育的范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使学校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以前的外化到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的节律完全重合或同步。
这从陶行知创办的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人才培养范式诸多方面，都不难体会出来。
在加强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的基础之上，陶行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寻觅、构建新的教育体系。
他将“社会即学校”
扩而充之，摸到了构建新的教育体系的总体思路，即“生活即教育”
，要为教育“松绑”
，将教育的范畴推及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使新的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变化、发展完全一致，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什么样的教育；有健康的生活，便有健康的教育；有前进的生活，便有前进的教育，使教育与生活结伴而行，俱进俱新，共存共荣。
他毕生流离颠沛，奔走呼号，都是为了达其构建新的教育体系的目的。
第二，提倡并开展教育实验。
1919年，陶行知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有发明，发明必资乎试验。
他反对在办教育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一曰依赖天工；二曰沿袭陈法；三曰率任己意；四曰仪型他国；五曰偶尔尝试。
他尤其反对仪型他国的拉“东洋车”
和拉“西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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