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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
，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
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对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而是以“民族土壤”
这种中国行知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
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到，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
。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第三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与战后那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形相比，显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研究者脱颖而出，牧野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的中野光、世良正浩、长谷川和华人学者张国生、李燕等人，他们在陶行知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东亚除了日本之外，韩国的学者在陶行知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韩国的陶行知研究最早开始于1975年，李炳柱首次在韩国发表了《陶行知博士与中共的教育理念》一文，这是中韩关系正常化之前韩国人研究陶行知的第一篇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也进入了陶行知研究的新时期。
这个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者是金贵声，他先后对陶行知的“儿童教育”
“劳作教育”
、知行观以及陶行知“生活教育”
的思想来源与时代背景进行了专门研究。
金玟志、李庚子等也分别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和韩国陶行知研究现状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总之，目前在日、韩的陶行知研究界，无论是老一代的学者，还是年轻学者，大家都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共同为开拓陶行知研究的新局面、建立民族的新教育而努力。
欧美是东亚之外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又一重要地区。
由于陶行知抗战期间曾遍游欧美等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介绍其独创的“小先生制”
，特别是由于陶行知早年曾先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斯特雷耶等人，与进步主义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回国后又曾大力引进和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因此，陶行知研究在欧美，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其中不乏蜚声世界的知名学者，如克伯屈、文幼章、费正清、孔斐力等人。
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无疑在客观上为陶行知跻身于欧美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展示了良好前景。
从内容上看，欧美的陶行知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作为陶行知生前有过深入接触的国际友人，他们在与陶行知的交往过程中深为陶的精神人格特别是其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著文以追忆的形式悼念陶行知，寄托哀思。
代表人物有毕莱士、傅里曼、贤明大将军、维尔莫特、文幼章、詹生等。
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曾说：“我觉得陶博士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
二是早期以引介为主的陶行知研究，主要是发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扩大了陶行知的国际影响力。
如著名学者费正清、克伯屈、司徒雷登、林顿、包华德等。
1946年，在陶行知病逝不久，受杜威和费正清的影响，一些美国中国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研究陶行知。
费正清在其著作中称：“虽然晏阳初和定县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
三是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地探究陶行知思想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与杜威、王阳明等人作对比研究，如巴雷·基南、孔斐力、休伯特·布朗、苏智欣、朱宕潜、姚渝生、黄冬、鲍列夫斯卡娅、内克曼等。
这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中坚群体，这个群体中前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深刻影响着后继者，而年轻的研究者们也愈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地提出新观点。
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
的研究模式；巴雷·基南则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布朗指出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微不足道或无法辨清；姚渝生发现前人研究的局限，重新定位拓展新的思路。
这些学术发展态势赋予了陶行知研究以新的活力，源源不断，永不枯竭。
四是在探讨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及其他教育家时将陶行知的介绍对比作为一项重点内容的，如艾恺、苏珊娜·佩珀、余英时、玛丽安·巴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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