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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即当时之银六两也。
以银六钱，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以银一两，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宜其势有所不行矣。
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
而其实所定之数，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然后例之变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农民力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俱不用钞纳也。
律之所载，笞若干，钞若干文，杖若干，钞若干贯者，垂一代之法也。
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百石，徒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运纳甘州、威虏，就彼充军。
计其米价、脚价之费，与钞数差不相远，其定为赎钞之等第，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
然罪无一定，而钞法之久，日变日轻，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
即以永乐十一年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
之诏言之，八千贯者，律之八千两也；六千贯者，律之六千两也；下至杖罪千贯，笞罪五百贯，亦一千两、五百两也。
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笞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钞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
宣德时，申交易用银之禁，冀通钞法。
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遂开准钞折银之例。
及嘉靖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稍有力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也。
是则后之例钞，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
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钞六贯。
凡所谓律赎者，以比于初之律钞，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唯运炭、运石诸罪例稍重，盖此诸罪，初皆令亲自赴役，事完宁家，原无纳赎之例。
其后法令益宽，听其折纳，而估算事力，亦略相当，实不为病也。
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
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也。
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诸例，并不见施行，而法益归一矣。
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
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
或修造，或屯种，或煎盐炒铁，满日疏放。
疏放者，引赴御桥，叩头毕，送应天府，给引宁家。
合充军者，发付陕西司，按籍编发。
后皆折纳工价，惟赴桥如旧。
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军储仓拘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
刑部郎俞士吉尝奏：“囚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匠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
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
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
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
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
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
故三流常设而不用。
而充军之例为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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