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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
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
它是“文协”
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惮繁琐地这么叙述“文协”
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
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
它是文，也是史。
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
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地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地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
那真是快活的日子。
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
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
也作不到呀。
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地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
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
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
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以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
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
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
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
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
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
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地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
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
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
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
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
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
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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