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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的仕途，表面上一帆风顺，实际上暗流涌动。
由于受宠，时常引起一些蒙古族官员诟病：“赵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之左右。”
宋皇室后裔的身份，让人不得不提防。
作为湖州人的赵孟頫，时常想起苏轼。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苏轼到湖州主政。
彼时，江山一派春色，一到任，大文豪便吐出了得意诗句：“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
湖州南郊碧浪湖一带莲叶田田，苏轼屡次泛舟其上，文曰：“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
好景不长。
这位深得百姓拥戴的长官赤子，在湖州知州任上仅三个月，便被朝廷当成罪犯抓走。
“乌台诗案”
爆发，苏轼被囚车押往京城。
政治命运无常，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给赵孟頫警示。
他深知，跟前辈苏轼没有本质的区别，自己的处境并不安全。
为官一天，随时有可能被政敌借皇权的匕首抵住咽喉。
赵孟頫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看着自己。
时而是蒙古族官员排异的眼神，时而是宋代遗民对其人格的鄙夷和讥讽的眼神。
赵孟頫的担心并不多余，并且具有前瞻性。
明末书法家傅山曰：“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逐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无骨。”
因其“贰臣”
身份，否定其艺术成就，这种论调不在少数。
对此，赵孟頫即使早有预料，却没有足够的智慧超脱。
无奈之下，他选择逃。
一方面，逃到宽广的笔墨境界里放逐自己；另一方面，他多次请辞，先是主动申请外放，做了同知济南总管府事，而后又辞官回到吴兴家乡。
赵孟頫向往的自由生活，在林泉中。
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然而，消散冲淡的隐逸，这颗埋在赵孟頫心底的种子，伴随着他在“穷”
“达”
之间长久徘徊，终究没有成长为参天大树。
这种理想，只在画里得到尽情地舒放和伸展。
他向往陶渊明，却没有勇气做陶渊明。
陶子是他上空的一颗启明星，指引着某种方向，却是伸手不可触及，只能仰望。
他多次画《归去来图》，题曰：“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
抚卷三叹息，世久无此贤。”
他认为，像陶渊明这种贤人，只能用来发发感慨，这世间，有几人能做到呢！
赵孟頫没有做圣贤的志向。
陶子那种“忍穷北窗眠”
的清苦生活，便失去了被实践的必要和可能。
出于生计，确实也是赵孟頫出仕的重要理由。
他即使入朝为官，生活也不算阔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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