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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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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公元1898年。
帝国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6月，翁同龢突然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大了，起因是6月11日，光绪皇帝下了《定国是诏》：“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这是倡言变法的意思，翁同龢作为戊戌变法的总协调人，“事皆同龢主之”
。
世上事因果轮回。
此前几天，操劳“洋务”
近40年的恭亲王奕訢与世长辞了。
他的辞世无意间打破了帝后党争的胶着状态，从而让光绪皇帝有了些许操作的空间——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
但是仅仅4天之后，翁同龢突然去职——慈禧太后假光绪之手，革去了翁的“协办大学士”
职，“开缺回籍”
，太后给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
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阶段。
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给光绪去势，令他只能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
去有所作为。
或者说翁同龢的去职是一个信号，进一步混沌了帝国的权力格局，模糊了维新变法可能的方向。
事实上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忠于太后的力量和忠于皇帝的力量是不对等的。
光绪皇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的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
大学士徐桐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大学士刚毅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称：“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
荣禄则在方法论上为慈禧提供支持：“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
当然这样的不对等仅仅是一个表象，毕竟变法是大势所趋，是帝国自救的唯一正途。
几年之后，当被软禁的光绪皇帝惊愕地发现慈禧太后步他后尘再言新政时，他或许应该明白，自己输了1898年的这场较量——两个最高权力中枢的人主宰帝国命运的较量。
较量是针锋相对的，就像康有为和荣禄的问答。
康有为变法期间在等候皇帝召见时曾经路遇荣禄。
两人有过一段锋芒毕露的对话。
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
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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