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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最后传下话来，说，以后各位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总理衙门好了。
再无多言。
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时候。
在礼仪问题上，最糟糕的时刻要在20多年后才到来。
那是在光绪朝《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各国使节对清帝光绪提出了三条与礼仪有关的条件：第一，需派黄色御轿和仪仗走中门迎送使节，并且要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
降升舆；第二，皇帝必须站立会见外国使节，“并直接同他们讲话”
，而在1873年同治接见各国使节时，皇帝在觐见时可以“坐立自便”
；第三，必须在乾清宫为外交团举行宴会，同时皇帝须出席。
这其中的第一条实在是直指帝国的命脉。
因为黄色御轿乃皇帝专用，各国使节要坐黄色御轿进出中门，并且超越王公大臣的规格不在东华门外降舆，直接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
降升舆，毫不客气地将帝国传承千年的礼仪制度踩在脚下，天朝上国的脸面至此已是**然无存了。
所以，在这样的大历史观下来看1873年同治朝的觐见，真可谓一次意味深长的改变和预警。
应该说，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帝国的秩序变得**不安，人心也喧嚣了起来，只是同治帝看上去面目模糊，他苍白而无力地坐在龙椅上，直将自己坐成一个时代萎缩的符号。
有仙乐飘飘不知从何处传来，让每一个人都沉醉其间，却不知这仙乐其实是凶兆，在历史拐点时刻出现的一次凶险警告。
三
同治元年（1862年），登基大典。
6岁的小皇帝在冗长的仪式中，终于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兴趣，而是张扬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湿了龙椅。
这不是个好征兆，所谓乱世之中，不谈个性，尤其是非实力人物，但很显然，6岁的小孩不知道这些。
在随后的权力格局中，小皇帝发现他和母亲的关系迥异于寻常。
“一日，老佛爷召见载淳，载淳行于前，战栗不止，甚至不敢抬头仰望。”
这是一个太监眼中同治母子关系的真实记录。
这样的关系充满了隔阂和冷漠，阴谋和算计。
权力切割了亲情，也让一切事变得不正常起来。
同治帝13岁那年，慈禧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他，而按惯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这样的年龄开始亲政了。
这是一种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关系具有巨大的杀伤力。
它首先带来的是对同治生命活力的扼杀。
每天，他做天子状在龙椅上正襟危坐，在养心殿里做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行尸走肉。
同治的权力被抽离了，他的情感也被抽离了。
毫无疑问，这导致了一个人的异化。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异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最大的伤害还没有到来——那是亲情对爱情的霸占或者说掠夺，它在最后时刻破灭了同治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想象。
仅存的美好想象。
《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18岁那年，看上了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这大约是一种爱情，并且，同治帝也得到了爱情，这是皇帝宫廷生活中绝无仅有的美好体验，但很快，他的体验被蒙上了阴影，因为慈禧也看上了一个女人，侍郎凤秀家的女儿，她想让后者做自己的儿媳妇。
最后的结果虽然由于同治帝的坚持，阿鲁特氏被立为皇后，可与此同时，凤秀女也被封为慧妃。
这是慈禧太后干预的结果。
这实在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同治帝如鲠在喉，婚姻生活不尽人意；慈禧太后也悻悻然茫茫然，觉得儿子大了，自己难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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