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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对腐败现象斩草除根，腐败也就遍地开花了。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案发的直隶官员贪污窝案，涉及24州县，共贪库银31万余两。
此案牵涉人员之广，发案时间之长，涉及州县之多，作案手段之猖狂，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嘉庆后来震惊地说：“将国家正帑任意侵吞，明目张胆，毫不忌惮……为从来未有之案！”
此外还有湖北武昌五县任意侵吞库银案，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虚报户口贪污杀人案，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侵蚀军需案，等等，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
更要命的是不仅地方官员大量涉案，连查案的官员也陷进去了。
嘉庆十一年（1806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刑部侍郎广兴到山东查案，受贿白银数万两，后又到河南查案3次，共受贿白银23000两。
在行贿人中，竟然包括河南巡抚马慧裕以及当地司道等。
所以嘉庆帝国的官场腐败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查案人有问题，另一方面被查的当地官员也有问题——以帝国之大，要找一块净土确实不容易！
事实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能查出问题来的官员还是轻的，大量的是查不出责任人可问题又确确实实存在的。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皇帝下令调查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结果出来的数字竟然近2000万两之多！
这些本该上缴国库的款银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没有人告诉嘉庆帝一个准确的答案，嘉庆也不可能知道这近2000万两款银有多少是确实收不上来，又有多少是进了地方官员个人腰包的。
这是嘉庆难题——他想查却又不能查。
因为除奉天等5省外，全国其他各省差不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怎么查？查出来后又怎么惩处？这都是异常敏感的问题。
所以嘉庆最后的选择是不查。
因为为了稳定大局，不查比查好。
当然，嘉庆不可能无为而治。
他实在想当一个有所作为的帝王。
嘉庆选择了高瞻远瞩，从源头抓起，重塑帝国的官心与民心。
他专门抽时间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下发全国，试图以德治国。
嘉庆语重心长地告诉官员们，搞腐败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善终。
为此他提出：“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
提拔了一批相对来说还比较干净的清官。
与此同时，嘉庆皇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为广大官员的典范。
他下令废除年节时大臣们进献如意的老规矩，并指出：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都不是自己掏腰包买来的，而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诈而来。
这里面就涉嫌贪腐了。
而且那些上呈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粪土不如。
嘉庆规定——今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绝不轻饶。
为了深入贯彻廉洁爱民的精神，嘉庆甚至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当他听说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时，便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何处，都要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
嘉庆就这样以他的精神洁癖来对付帝国无所不在的洪水猛兽。
这实在是一种悲壮的抵抗，嘉庆一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振臂高呼，他以为应者云集，以为人心向善，但是腐败的洪水四处蔓延并最终淹没了他。
这可以说是一种悲剧，制度性悲剧。
终嘉庆一朝，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可土地的面积并没有增加，帝国的岁入也没有多大的增加。
由于在财政收入上没有制度性的突破和改变，嘉庆只能万事“省”
字当头，这其中也包括少发官员们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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