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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他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兑现了他的诺言。
自踏上仕途，他始终以道义为先，追求孔子所说的“天地之至道”
，并以此作为他行事的准则和依据。
“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驰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
一路上，他摒弃了多少个人欲望，坚定地朝着道义之门前行，又摆脱了多少尘俗藩篱，方挑起了圣贤之担，这些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单就与章献皇太后有关的几次进谏便可略窥一二。
当宋仁宗欲率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此举应以家礼相待，在内宫举行即可，若以国礼相待，有损皇上威严。
晏殊得知，大惊失色，批评他的轻率，他却回信说：“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太后驾崩后，仁宗亲政，群臣借此多议太后垂帘听政之失，范仲淹却独持异见，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却有养护仁宗之功，应该掩其过，成其德。
他的忠悃之志，仁义之心，都在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中表达出来了。
这篇记是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被贬邓州，应岳州知府好友滕子京之邀而作。
文章以散文始、以诗般的语言殿之，以议论作结，集多种文体于一体，以光昌流利的文字，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勉人并自勉的同时，提出了震古烁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样伟大的人生信条！
一个“先”
字，要求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应拘囿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和个人私欲，而应以道义为尺度，以宽广的襟怀和预见力为国家谋福祉。
一个“后”
字则是在功成之时不居功，在山花烂漫之时，保持着“它在丛中笑”
的优雅气度！
整篇文章既体现了“文以载道”
的传统，又达到了“文质彬彬”
的完美境界，它不是作出来的，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天地之灵气、时代之风气、心中之真气相互激**催生的一块完璧。
没有他铁肩担道义的一片至诚，如何能诞生这样的一篇宏文？没有以天下苍生为同胞的胸襟，又如何能装得下这千山万水？它注定不会属于一人一己，注定会穿越时空，从邓州的这个小院里传出来，响彻寰宇，激**后人。
二一个将军
宋代文官政治下，士大夫皆有极高的文学修养，但入能为相者多而出能为将者少。
范仲淹恰好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在宋仁宗时代，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族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夏国。
北宋王朝和它作战屡次失败。
范仲淹于庆历元年到三年（公元1041年到1043年）奉命与韩琦等经略陕西，才算稳定了局势。
他主要采取固守的军事策略。
在延州期间，他将延州建成西北边境坚不可摧的堡垒，西夏人称之为“小范老子”
，并说他“胸中自有百万兵”
。
固守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但整个大宋重文抑武，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对于身为主帅的范仲淹来说，他一方面竭力经略谋划，一方面内心也对这种长守无果的局面充满了忧虑，这一切都反映在他此间所写的几首《渔家傲》中了，现只存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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