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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对碳中和工作做出回应，比如，发布企业碳中和规划、ESG报告与推行碳中和相关业务等。
但当前主动发布相关减排规划的国企仍乏善可陈。
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内的大部分企业的减排行为更多需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以主观的减排需求去遵循市场化发展趋势。
在碳中和背景下，区域减排机制将成为推动京津冀实现绿色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不仅要发挥北京的资源优势，更要借此机会将发展劣势转化为转型动因。
第一，发挥高科技产业集群效应，为京津冀地区的绿色研发技术提供有力保障。
相较于传统行业而言，可再生能源的多项技术当前仍不成熟，况且河北与天津拥有大量的传统重工业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低碳转型发展中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支持。
当前北京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列全国第一，北京对于两地在技术支持层面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如能在科技领域发挥其作用，那么京津冀将会在环境治理与绿色科技发展两方面实现协同作用上的突破。
第二，以绿色金融为抓手，解决京津冀地区内的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的融资困难问题。
比尔·盖茨在其专著《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提到绿色溢价的概念，即使用清洁能源比使用传统化石能源所高出的成本。
当前不同行业所面临的绿色溢价不同，比如，光伏发电已经达到负绿色溢价水平，新能源汽车的绿色溢价也已趋近于零。
但仍有不少行业的绿色溢价过高，例如，碳封存、碳捕获、碳利用（CCUS）与氢能制造等。
所以在未来，决定绿色能源与技术普及的关键在于相关成本能否低于传统化石能源的运用成本。
然而，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面临着资金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的问题。
当投资者同时面对传统项目与新能源项目时，新能源项目难免缺乏投资竞争力。
绿色金融的结构模式可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将政府要求与企业利润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比如，绿色债券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所以，绿色金融对于地方新能源项目的融资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
尤其对于河北与天津而言，虽然从两地的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但金融资源相对匮乏。
北京应与河北和天津两地分享绿色金融资源，在成就绿色项目的同时也为北京的环境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对于生产排放与项目要求提供统一的认证体系，建立配套机制。
不仅是京津冀地区，当前全国范围内对于碳核查体系、绿色项目标准以及产业减排路径仍存在分歧，不同地市与机构间的标准很难得到互认，为后期的协同减排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在机动车排放标准上达成统一，但仅在此方面达成共识还尚不能对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减排行动起到决定性帮助。
京津冀三地的碳中和进程差距较大。
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排放趋势中可以发现，河北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仍在不断增加。
天津的工业化进程已到末期，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趋于平稳，但尚未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虽然第一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但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量仍在持续飙升。
考虑以上因素得出结论，单一产业减排标准的统一无法有效实现区域内整体碳减排的优化，减排体系的统一是未来京津冀三地成功实现绿色投融资流通与碳排放统一管理的核心因素。
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生态一体化的建设，减排长效机制不可或缺，而减排长效机制的建立也将会有效地盘活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往来与技术交流。
此前中央已明确：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所以，碳中和事业对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可谓是新发展契机，虽然河北与天津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在经济层面达到北京的高度，但对于两地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可预见的提升，并在未来有机会对北京的各项发展进行反哺，最终以碳中和工作为杠杆，撬动京津冀地区的全方位一体化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实现碳中和
近些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之快有目共睹，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GDP总量接近11.6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1.61%。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日本东京湾区后的第四个世界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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