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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策略为当下众多突出的发展指标带来了充分的支撑，其中便包括碳减排。
2017年，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粤港澳三地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四方领导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作为协议中的合作原则之一，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模式提供了基础导向。
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协议性联合发展机制前，三地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低碳工作成绩。
2012年，广东省与深圳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全面开启。
香港的碳排放量早在2014年达到峰值。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曾明确表示，如果澳门在碳核算中仅纳入生产行为中的直接碳排放量，那么澳门将有可能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
但在全国严峻的减排压力面前，粤港澳大湾区仍不可抱以“轻敌”
的心态来对待碳中和事业，湾区内的多项减排问题仍待解决。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整体能源结构仍需优化。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在总体结构中已超过60%，不仅与自身相比需要进行节能减排优化，对标国际目标时更需改进，就能源强度这一指标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能源强度是美国旧金山湾区的1.4倍，是日本东京湾区的2.3倍。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在未来需要大幅增长。
其次，碳源与碳汇分布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主要碳排放源来自珠三角城市群外加香港与澳门，但绝大部分的碳汇资源分布在湾区内的其他区域。
如此不平等的资源划分与湾区的城市化进程有着紧密关系：2010—2015年，湾区内的城市面积扩大了121.42%，这也直接导致了森林面积急剧缩减，最终使得湾区内的碳汇总量下降超过5万吨。
所以，湾区内的碳排放量的控制手段要么采取源头控制的技术升级，要么逐步增加碳汇总量。
最后，在能源消费端，粤港澳大湾区的碳核查体系过于局促。
前面提到，香港已在2014年实现碳达峰。
但我们不禁要问，对于香港这样高楼林立且用电需求高的城市为何可以提前实现碳达峰?因
为香港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非常高，接近95%，农业与制造业的产品大多来自外购，其中也包括外购电力。
香港本地的碳核查体系中并不包括间接排放与延伸责任的相关排放。
这也致使在核查数据中显示的碳排放量要低于城市内实际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香港，广东与澳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需关注为其带来能源便利的其他地区的减排情况。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当前所具备减排方面的优势与弊端进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碳中和的主要实施路径应围绕香港、广州与深圳打造大湾区核心减排体系，发挥三座城市的资源优势，加快湾区内其他城市碳达峰、碳中和进度。
第一，发挥广东与深圳的碳交易市场属性，帮助湾区内企业顺利履约的同时降低企业能耗，最终实现区域内碳排放量递减的趋势。
2012年广东与深圳作为全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的两个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年底，广东与深圳两试点的累计成交量分列七大交易试点中的第一与第二，碳交易市场的作用显著。
现如今全国碳交易试点已顺利结束第一个履约期，第一个履约期中的主体单位有2000余家电力企业，这对以电子信息为支柱产业的广东省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
此外，虽然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平稳运行，但各大交易试点仍将与全国市场并行运行，在此基础上，广东与深圳可作为碳排放联动试点，将香港与澳门的相关企业纳入到地方碳交易试点，在行政与资本流动方面实现粤港澳三地的碳减排互联互通。
第二，发挥香港的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属性，为湾区内的各地政府与企业带来更为优质的海外绿色投资与技术融资。
香港的高水平金融化开放程度世界瞩目，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在全球碳减排背景下，中国的绿色投资缺口仍有138万亿—500万亿元，这样大的缺口仅仅依靠我国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的投资进行填补显然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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