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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问题的深化，气候责任分配上的公平性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演化为利益分歧：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欧美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发展中国家没有在工业化时期造成大量碳排放，不是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罪魁祸首，却要共同承担减排责任和压力①;从现状评估的角度，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低于北美，但却在总排放量上遭受谴责，难以争取气候经济悖论下的碳排放效率公平；从未来预期的角度，发展中国家还有经济增长的需求，应以不损害经济发展为原则开展碳排放长期控制。
第三，碳中和的必要性在《巴黎协定》达成后新阶段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开始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使得各国得以自主开展气候行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责任划分和总量分配上提高了各国气候治理的自由度，从而相比于京都时期和哥本哈根时期，当前阶段的碳中和气候治理方向较为符合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气候治理带来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纵观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进程，气候治理史是一场博弈史，碳中和共识是气候博弈的结果，是各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所寻求的最优方案。
（二）碳中和形成全球共识的历史必然性
当前，在联合国的呼吁和带动下，大部分国家高度认可碳中和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计划研究，开启一场“零碳竞赛”
（therapaign）。
碳中和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范围内迅速成为共识，具备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自气候变化相关概念和理论问世后，日渐增多的研究表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探索绿色低碳的跨行业经济发展模式，是缓解资源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
①采取合理的减排举措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是碳中和成为共识的另一项客观条件。
从国际角度来看，气候危机几乎已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危机，气候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温室效应和全球暖化，更衍生出一系列国际性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问题。
①气候变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移民风险、生物多样性损失与灭绝风险，而人类无法改造自然，需要改变自身行动模式以适应气候。
据联合国近期研究和统计，气候问题至少造成了如下影响。
人口贫困：气候风险影响了减贫事业的进程，在未来十年将使全球1.3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人口迁移：气候变化改变了生活环境，从而在2050年之前
可能将迫使2.16亿人在本国迁移，而全球范围内目前迁移人口增长的10%与缺水有关，气候变暖造成的干旱问题将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危机：气温升高使农业生产者减少了日间劳作时间，并提升了中暑的风险，进而可引发粮食减产问题；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加剧使得极端天气以日益升高的频率发生，仅2021年就发生了罕见的西欧暴雨洪水、美国西岸高温干旱、西伯利亚山林大火、中国河南特大洪涝灾害等，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21世纪气候危机频发，反映了当前人类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局限性，包括气候行动力度不足，以及灾害预防、灾前预报、灾后治理等机制的不完善，更突出了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治理的必要性。
从主观角度而言，气候危机的国际谈判和责任争议虽然贯穿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与变迁中，但种种争议并不影响应对气候变化①谢富胜、程瀚、李安：《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1）。
和实现碳中和对于各国的实践意义，探索如何从高污染的资源消耗型社会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循环与综合利用型社会的过程是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其价值超脱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争端。
碳中和作为各国气候治理的重要目标，至少可满足三大需求：一是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升级满足了资源有限性下的生产需求；二是推进气候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令经济发展具备环境相容性；三是碳中和的发展框架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还满足了各国自身对于自主探索气候目标实现路径的主观能动性需求。
由此可见，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危机，实现碳中和符合国际共同利益与国内个体利益，最终具备成为21世纪最大共识的必然性。
（三）碳中和共识赋予各国的共同使命：
人类利益与文明存续
碳中和共识的达成是各国携手应对国际气候危机与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和结果，也是各国谋求新时期发展道路与探索新阶段竞争出路的基础和前提，为世界各国赋予了攸关人类文明存续的新使命。
碳中和共识具有历史纵深感，它是自21世纪以来联合国主导并达成的继反恐怖主义、反贪腐洗钱后的第三个国际共识，三个共识的达成逐渐对国际社会向更和平、更平等、更安全的发展方向指引。
第一次达成的反恐怖主义①共识督促了各国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极端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与世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人类文明秩序，营造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发展和合作环境。
第二次达成的反贪腐洗钱②共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跨国企业迅速发展的综合背景下，督促了各国减少与打击国家主权与国际资本之间的影响力交易和职权滥用等腐败行动，进而通过加强金融信息溯源和监控推动跨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
第三次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碳中和共识则督促各国从人类存续的角度共同着力于控制21世纪全球气温升高以及应对一系列因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国内外各种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并推动金融资本从高污染的地区和行业向清洁高效领域转移。
21世纪以来所达成的三个共识均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独立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与竞争，各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和框架下思考和探索共同的原则理念，将作为各国所开展具体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来源，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实践原则。
从碳中和共识的角度，纵观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历程，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属于共识制约，而非路径制约，因而在维持了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前提的基础上，缓和了过去几次气候协议下的国际责任矛盾，使得各国得以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自主探索方法，最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实现殊途同归。
三、碳中和与大国博弈新规则：基于金融与贸易视角
碳中和下的大国博弈，核心是一场资源分配的博弈，是基于碳资源的竞争和基于碳定价权的博弈。
（一）碳排放权作为稀缺资源具备金融战略属性
纵观人类文明史，用于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的稀缺性是国际竞争的源头，亦是国际关系变革的焦点，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前以水源、土地、人口为核心竞争资源，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以煤、石油等化石燃料为核心竞争资源，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以数字技术、信息数据为核心竞争资源，在碳中和带动的新产业革命下，碳资源将成为新的核心竞争资源。
碳中和目标约束为碳排放权赋予了金融属性，使之具备金融工具的全部特性：要实现《巴黎协定》所制定的21世纪全球气温升高上限，就必须从总量和强度两方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令碳排放权产生了资源稀缺性，其实质是稀缺的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获取，以及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手段。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一，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亦是经济学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使得国家或企业的碳排放权具备金融产品的各项属性，成为可交易、可流动的金融资产，并在碳中和共识下达成碳排放权的金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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