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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对煤炭的依赖度在短期内很难大幅度降低，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的技术改造也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这导致中国的绿色复苏之路布满荆棘。
三是污染企业利润**过大，导致企业绿色化的动力不够。
以公开报道的石药集团为例，根据新疆托克托县官方网站公布的产量——年产4000吨青霉素工业盐、2000吨6-APA和4000吨阿莫西林原料药来推算，其每天要排5000—6000立方米的污水，利润约2.8亿元。
本书估算，类似产能规模的企业，如果按国家标准排放，污染处理设施还要投资2亿—3亿元，每年运行成功需1亿—2亿元，这势必让企业利润大打折扣。
化工医药是高污染行业，企业利润无法抵消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若按国家环保要求进行生产，企业利润会大幅减少。
四是重污染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加大绿色复苏的难度。
为逃避环境监管处罚，一些重污染企业借各地污染治理指标的不同，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搬迁至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为当地提供税收和就业，获得生产许可，继续排污运营。
例如，2008年，环保部颁布了《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7-2008）》，8月1日起实施。
东部某省市的一位药企负责人称，在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下，大部分药厂无法达标，导致上海药企逐渐放弃在本地进行原料药品生产，并依靠各地环境监管差异将生产搬迁至安徽、江西等中西部地区。
在污染治理带来的技术成本和政策成本下，逐利性驱使企业向边远地区进行污染转移。
五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处罚力度较弱，督查绿色复苏的力度不够。
这主要是指企业为追求利润而忽视环保惩罚的事例。
2020年7月，山东某橡胶生产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未运行，涉嫌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被罚款13万元。
2020年8月20日，某药业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因通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被当地生态环境局罚款100万元。
调研表明，这些罚款对企业未来的排污惩戒作用有限，对同类企业的警示意义也不明显。
六是一些高排放企业的失业压力，诱使地方保护的滋生。
以山东省某钢厂为例，虽然长期存在污染，但基于企业解决当地很多人就业，给地方带来税收，因而一直处于地方保护状态。
由于新环境保护法规出台，污染严重超标的钢厂被关停转产，直接导致8000多名职工失业。
类似的现象存在不少，而就业是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高排放企业一旦挟失业风险相逼，往往会获得地方保护。
七是一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能力不足，影响绿色复苏的进程。
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0）》显示：“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具有代表性的2608家中小企业样本中，8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企业开始对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核心环节进行数字化业务设计；8%的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践行阶段，对核心装备和业务数据进行数字化改造；仅有3%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深度应用阶段。”
企业迫切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但普遍面临“不会转”
“不能转”
“不敢转”
等技术难题。
一方面，各地企业面临转型人才欠缺、数据采集基础薄弱、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等难题；另一方面，高昂的转型成本和有限的资源投入，造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为继。
数字化转型的困难，势必影响绿色复苏。
综上所述，通过各地调研与公开报道的案例整理收集发现，虽然中央和地方提供财政和金融专项扶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但企业绿色发展转型中仍然存在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困难，是疫情后绿色复苏工作中需要逐一克服的难题。
三、世界各国绿色复苏政策及其启示
自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Pree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提出“绿色经济”
概念以来，得到了联合国的积极响应。
1992年5月9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呼吁成员国关注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和努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997年《京都议定书》、2007年《巴厘路线图》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使温室气体减排成为缔约国可量化的法律义务。
①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署启动了“绿色经济行动倡议”
项目，2009年4月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启动《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促进绿色发展。
虽然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绿色经济的相关政策受到了巨大冲击，但拜登民主党政府执政后，重返《巴黎协定》并重启一系列以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为主的“绿色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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