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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也在“隐含碳”
的基础上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和能源利用系统所建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惯性，例如，火电厂的寿命周期长达数十年，即便提前退役，也要面临资产搁置和满足稳定用电需求的矛盾，并且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也存在对于地方财政的不平衡影响和矛盾，最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相当严峻的减排压力。
综合国内外面临的压力，碳关税推出后，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在“隐含碳”
问题上得到发达国家的碳补偿，反而还要面对碳关税带来的损失，加剧了国际绿色减排进程的不公平性。
最后，欧盟碳关税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属性大于其气候治理的国际属性。
欧盟相继推出了碳关税和欧洲碳市场改革等十一个立法草案，这些措施虽然是欧盟实现减排目标的内部政策工具，并且打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旗号，但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欧盟的一己私利，并对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乃至全球贸易规则产生的负面影响高于正面影响。
从客观事实来看，欧盟的碳关税增加了其他国家出口到欧盟的成本，尤其是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但欧盟却认为，欧盟制定碳关税是为了防止“碳泄露”
问题，因为欧盟减排政策收紧后，部分欧洲企业会倾向于外迁到减排政策宽松的国家和地区。
欧盟碳关税的真实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应对全人类气候危机和共同减排，而是应当源于欧盟本身减排成本较高，使得高碳产品的最终价格较高，同时绿色产品的绿色溢价也较高，从而不具备成本优势，那么外流的企业在低减排成本条件下生产的产品进入欧洲后会产生“碳倾销”
，因此欧盟需要碳关税来防止本国企业遭受损失。
但同时，欧盟在建立碳市场后，对于减排成本较高的欧洲企业会发放一些免费的碳排放权配额以防止企业外迁，碳关税和免费配额的功能产生了重复，欧盟正在讨论碳关税是否可以用来替代免费配额，甚至在2021年3月进行了议会表决，但最终并没有顺利通过。
碳关税推出后，据外界估计，未来欧盟可能将对受碳关税保护的相关产业取消免费碳排放配额。
从其他国家的视角，欧盟碳关税的影响远不止防止欧盟地区产业外流和“碳泄露”
（此前议会表决中也对于碳关税是否能起到与免费配额同等级别的效果还无法证实），而是会深刻影响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尤其是在中欧投资协定叫停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三、中国应对碳关税的战略举措
欧盟碳关税在正式施行并推广后将带来一场潜在的国际低碳贸易之争，也是气候治理的国际话语权之争。
对此，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应对并争取自身合理权益，反对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碳关税机制。
首先，碳中和时代的国际绿色贸易并不应该以欧盟碳关税战的形式进行，而应坚持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可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完善环境产品降税清单机制。
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呼吁，包括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以及把握科技创新机遇。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再次重申了“30·60”
重要目标，并强调中方将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开展可持续发展合作，完善环境产品降税清单，推动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展，最终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三大维度的结合。
由此可见，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碳中和竞争形势，中国开展环境产品降税清单将是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更大范围内开展绿色合作、建立正确的国际绿色贸易多边机制的重要举措。
环境产品降税清单多年间一直受到国际间的重点关注，此前涉及大气污染控制、废物处置、可再生能源、环境友好产品等多个领域，特别是污染治理产品纳入了清单的多个领域。
降税清单过去曾对我国的贸易影响很大，不仅带动出口贸易额增长，更对环境方面具有特殊利好，例如，在成员国内相互降低关税以减少环境方面的进口成本，并将其继续用于环保投资产生乘数效应，同时也有利于环境技术引进以及环保企业“走出去”
，应对欧盟的碳关税战略，构建自己的绿色贸易伙伴和规则。
中国应积极向世界展现如何建立起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贸易合作机制，在国际碳中和进程下的新合作阶段中不断完善亚太经合组织环境产品降税清单。
具体来看：第一，碳中和时期的环境产品降税清单需要在环保的基础上加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尤其是联合国在2021年以远高于过往的频率反复强调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问题，令全球气候治理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相比于欧盟的碳关税，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环境产品降税清单更符合进出口双方的环境利益；第二，应不断改善环境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问题，在绿色低碳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具备气候效应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包括碳排放和碳足迹测算等方面，尽快
建立起区域标准；第三，在环境产品的基础上，环境合作中的低碳减排服务合作也是清单机制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其次，绿色贸易上的合作与竞争并非国际气候治理的唯一领域，应在气候格局大框架下积极寻求区域气候投资与产业合作。
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是独立于其他大部分国际事务的，无论原有的国际关系如何，各国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必须共同探索人类的出路，而《巴黎协定》控制温度上升2摄氏度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力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且气候变化合作应当独立于政治层面的道路，和意识形态无关。
在此背景下，欧盟碳关税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宗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追求不平等、不公正的自身利益。
无论国际间在基本政治问题上存在何种分歧或摩擦，在气候变化上的工作仍应当与其分开，并且要讲事实、讲科学、讲证据。
这一理念体现在过去自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美之间国家与联邦层面的合作有所停摆，但是像加州这样的地方政府依然与中国上海和广东等地有良好而紧密的合作，并且受到联邦两党执政窗口期的影响程度较小。
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合作相对更具优势，比国家层面和跨国区域层面更具备灵活性，且目标更为明确，国际关系层面的顾虑较小，客观阻碍因素（国际战略互信、长期不确定性、相关标准的讨论和制定）在省市的视角下也并不突出。
在具体气候治理与减排行动合作方向上，可按多个细化层面开展：一是能源转型合作，以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为主，开展区域清洁能源技术更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二是产业转型合作，主要包括推动高耗能产业的耗能提升以及生产技术低碳升级，打造跨国绿色产业链价值链；三是技术升级合作，广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合作攻关；四是市场体系升级，包括推动地方政府和跨国市场双向发力、建立和完善生态价值评价体系、发展碳市场与碳金融等多个方面。
最后，应注重在“十四五”
期间积极寻求绿色国际合作机遇，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国际气候治理打下基础。
在2021年春季提出的“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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