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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共分为八卷：第一卷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和奠基阶段；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确立阶段；第三卷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更化阶段；第四卷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衰变阶段，并孕育着近代教育思想萌芽；第五卷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脱胎出来的阶段；第六卷辛亥革命到十年内战前，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胜利发展阶段；第七卷为十年内战到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蜕变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争取主导地位的阶段；第八卷为新中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独占主导地位并向新的高度发展的阶段。
总之，《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撰写和出版推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凝结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本学科的最新进展，“把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堪称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新硕果，实在可喜可贺”
①。
（二）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是一部大型学术著作，也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
重点出版规划选题之一。
正如《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总序”
①中所言：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整体上依然非常薄弱且缺乏系统性。
除近代学制、书院方面的研究已有大型的成果，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的出版和重印外，自80年代以来，还没有一部更深入、系统的通史性专门著作出现。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编撰和出版，就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研究现状的理论应答。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在“总序”
中指出，所谓教育制度是指一个国家中各种教育机构的体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制约，旨在实现教育目的的社会公认的组织系统。
它通常由两个方面构成，即由得到社会公认的、依据法令组织而成的法制性教育制度和出于社会生活需要而自然产生并固定下来的、社会惯性的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的这种构成方式，使得对教育制度的评价只能是一种历史评价。
也就是说，评价者无法摆脱教育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存在物所受到的限制，而仅把教育制度当作一个稳定不变的系统来评价。
真实的研究，必须依据教育制度实际存在的形态来进行。
第一，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①教育政令；②学校教育制度；③书院制度；④选举考试制度；⑤家庭教育；⑥社会教育。
其中，前四项内容，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的主干内容，也是研究的重点。
第二，制度史、思想史和人类活动史的区别及制度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思想史需要关注的是各种思想的意义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分歧或联系；但是，关于制度的思想，以及那些成为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甚至制度本身的思想，也同时是制度史需要研究的。
一般的人类活动史需要关注的是行为、信仰、惯例、习俗等问题，但导致制度化抑或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行为或惯例，也是制度史需要研究的。
因此，制度史研究包括的主要方面：①被制度化之前的教育实践活动或观念、理论、理念；②制度化之后形成的教育制度本身；③教育制度的实施过程，即受制度支配的教育实践活动；④与制度实施过程并存的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或观念、理论、理念。
第三，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教育制度史研究应当把揭示各项制度的建立、内容、特征、成效，以及它们对教育发展明显或潜在的影响置于优先的地位。
除此之外，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也是进一步探索、理解、改进、完善乃至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基本前提。
第四，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方法：科学、客观地审视材料，以保证在材料的取舍上不致产生偏差；同时，我们也需要作为一个思想的代理人进入史料本身，以深察制度提出者的思想的逻辑和内涵，保证我们对其实际意图的理解不致错误，从而有助于我们丰富头脑，增长智慧。
第五，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厘清从远古到当代教育制度发展的线索，展示中国教育制度变化的丰富的历史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六，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以传世典籍、考古材料和档案文献等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
其中，①先秦时期，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其中尤以《周礼》《礼记》为突出。
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相对集中于正史中的《儒林传》、《职官志》、《艺文制》（或《经籍志》）、《礼志》及有关传记。
③从隋唐到元代，在正史的修纂方面，《选举制》的出现标志着教育制度的记载开始趋于专门化。
同时，流传下来的典籍的增多，也为教育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尤其是出现的一些大型政书和类书不仅提供了同时或稍近时代教育制度变化的历史记载，而且收集、归纳了远古以来教育发展的史实。
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
除此之外，地方志和家谱、族谱的纂修以及数量不断增多的时人文集和疏奏，也保留了不少教育制度发展方面的材料。
④从明代到清末，传世典籍的进一步增多，使得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相应详密。
值得注意的是，除地方志的大量修纂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教育发展的资料外，有关学校教育状况的专门志书也大量出现。
比如，记载国学教育的志书《南雍志》、《明太学志》、《国子监志》（清），以及各种书院志，就是这一类型的图书。
⑤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教育制度发展开始迈向近代学制的建设。
由于这种变化，近代教育制度记载的专门化程度就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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