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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新评价孔子的理论价值就在于此。
二、解放思想之二：对杜威的重新评价
外国教育史领域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从重新评价杜威教育思想开始的。
以赵祥麟的《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代表，外国教育史领域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最早对杜威教育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的论文为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人民教育》，1950年第6期、第7期），之后，1955年5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实用主义教育是当前我们建设人民教育事业最大的障碍”
，至此，教育领域展开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并且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因此，对于杜威教育思想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新认识，不仅是关乎如何看待杜威教育思想的问题，而且更关涉外国教育史领域乃至整个教育史领域如何解放思想及批判继承外国教育遗产的问题。
外国教育史领域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是以赵祥麟的《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标志的。
该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收录在《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书中。
作者在论文开篇就指出，“杜威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不少国家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解放后曾经从多方面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批判，一般着重于它的阶级根源、政治意图和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哲学基础，这完全是必要的，今后仍须继续批判。
可是过去关于按照杜威自己的论述，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所做的具体阐明，似乎比较少；关于杜威所提出的教育过程、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是否包含某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价值的因素，关于应当如何看待杜威在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杜威在解放前对中国的广泛影响应如何予以合理的评价，等等，似乎更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本文试图就以上有关问题做一点探讨和评论”
。
①在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关内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教育评价正是论文的主旨所在。
作者在论文中从六个方面来展开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试图在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作出具体阐明的基础上来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①哲学和教育理论；②经验、教学与教学方法；③课程与教材；④学校与社会；⑤杜威与进步教育运动；⑥杜威对中国的影响。
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所言：“杜威实用主义作为整个思想体系在旧中国的影响，哲学方面比较教育方面小得多。
实际上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在旧中国只流行了几年（约1919—1925年），而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当时杜威鼓吹的‘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生活教育’‘新教育’等，对于中国教育界的一般知识分子是富有吸引力的。
他们怀着‘教育救国’的主观愿望，渴望通过教育，把中国从危亡中挽救过来，从黑暗走向光明。
正如杜威说的‘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像今天中国青年代表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
在杜威的影响下，美国的学校组织形式、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被大量地介绍过来，一些大城市里，建立了实验学校或‘杜威学校’，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包括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还出版了许多新的教育著作和杂志；一些著名的西方教育论著也翻译过来。
此外，教育家如陶行知，他的一生历尽艰难困苦，都是为了探求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
他以极大的热情，吸取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在他看来有用的东西，加以改造，应用于中国。
所有当时这些教育上新的措施和一些教育家的活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对于打破旧学校封建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推动教育的发展，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积极、进步的作用，直到今天，其中也许还有值得吸取的经验。
关于这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更好地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①这正是《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文的价值所在。
学术界在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同样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
与《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一书同时期的《杜威、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①就集中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对杜威和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总之，教育史工作者对以孔子、杜威和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历史人物教育思想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从教育史学科本身来说，关涉重新面对和正确认识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的问题；从整个教育史研究领域来说，则涉及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视域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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