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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某些教育方面的一般性原理，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
30年中，我们很少在实验的基础上独立地进行教育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对本本的注解或首长指示和政策条例的汇编。
有的只是一些判断，没有科学的论证，如学制要缩短，制定学制的根据是什么?短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
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必然陷入盲目性，所以，教育战线上乱提口号、赶时髦之风特盛，摇摆、反复、动**历史最久”
。
其次，“没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不等于说没有教育思想。
在对语录注解时，实际是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办法，发挥了一系列教育思想。
我们面对着30年教育事业的结果，不能不分析、研究、检验造成这种结果的指导思想”
。
再次，“30年教育有许多正确的好的东西和经验。
但是，即使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东西和好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进行修正、补充、发展”
。
最后，“30年教育战线上的是和非，并不是说到了今天才能搞清楚”
，“这说明教育战线上没有树立实践的权威，特别容易受骗子的愚弄和摆布。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补课，不仅要弄清具体的是非，更重要的是教育人们相信实践的检验，为真理而斗争，敢于抵制和反对错误倾向”
。
①
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键在于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中的论断，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解放思想的理论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第二，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第三，30年中我们很少在实验的基础上独立地进行教育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对本本的注解或首长指示和政策条例的汇编；第四，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必然陷入盲目性；第五，教育战线上没有树立实践的权威，特别容易受骗子的愚弄和摆布；第六，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补课，更重要的是教育人们相信实践的检验，为真理而斗争，敢于抵制和反对错误倾向。
教育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二、教育史的批判与继承
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教育史研究领域对教育史学关键问题的讨论。
《教育研究》在1980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史学方面的理论文章，深入探讨了以教育史的批判与继承为中心且关乎教育史学科发展并亟须从理论上给以解答的教育史学方面的理论问题。
同样，教育史学界的学术讨论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史工作者对于学科体系问题的探讨。
教育史学界关于“学科体系研讨会”
的全国性的学术探讨，就可被视为教育史领域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学术延续，是对关乎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理论问题探讨的延续和深入。
张惠芬的《教育史中的批判与继承》、张瑞璠的《对古代道德教育能否批判继承》、金锵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就是其中的代表。
张惠芬在《教育史中的批判与继承》①一文中，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教育史中的批判与继承问题。
第一，研究教育历史遗产的目的是什么?批判与继承又为了什么?首先，作者批判了过往对于研究教育历史遗产目的的错误认识。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中出现的极左思潮，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史界。
按照极左的思想方法类推开去，历史教育理论的成果，也是无法继承的，研究教育历史遗产，目的仅仅是为了批判，寻找教训而已。
其次，作者认为研究教育历史遗产的目的在于批判地吸收与借鉴，根本目的是为了吸收、借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创建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有价值的东西”
，以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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