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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生物学化”
观点的批判，有批判得正确的方面。
问题在于，这种批判是在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并把它强调得过火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而出现了简单化、绝对化的错误。
这一事实，从反面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人性论的批判，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防止片面化、绝对化等错误做法。
④唯物论与唯心论、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和外国教育史的关系。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外国教育史体系的问题。
首先，教育史要有教育史的特点，不必套用哲学史、思想史的模式。
教育史研究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斗争，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要从现有的史料出发。
其次，关于劳动人民的教育史，要想在其每个社会形态中都写出与剥削阶级教育史对立的专章，也是不可能的。
同样，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可以写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如何描写二者之间的斗争也需要我们仔细研究。
此外，关于批判“西欧中心论”
的问题。
我们认为，外国教育史不是世界教育史，按照历史实际，以西欧为中心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作者指出：教育史一定要写成教育的专史，不能让哲学史、思想史的资料占据许多地盘；要以教育史的基本史实为主体，从教育史自身出发写教育专史；在分析教育思想与实践时，要运用必要的政治、经济、哲学等材料，但不能不加分别地一律从政治、哲学观点上演绎出教育思想来。
我们一定可以打破苏联《外国教育史》教科书的框架对我们的束缚，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专题，国别教育史、教育思想史专著等。
在此基础上，再写出我们自己的有水平的外国教育通史。
⑤人的一生与某个阶段，一方面与多方面，与前人比和与今人比，这是与评估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有关的几个问题。
作者指出，对于教育家功过的评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具体分析。
对于一个教育家，要看他的一生，看他各方面的表现，分清是非功过的主次，作出总的评价。
对于一本教育著作，要弄清它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评论。
以片言只语或个别观点代替整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错误的。
张惠芬、张瑞璠、金锵等教育史学者在关于教育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张惠芬探讨了关于研究教育历史遗产的目的（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研究教育史的目的）、批判与继承之间的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之间的标准问题。
张瑞璠主要从道德教育方面探讨如何批判继承的问题。
实际上，张惠芬和张瑞璠两位学者主要是探讨如何批判与继承的问题。
金锵则是在此基础上，探讨为什么可以批判和继承的问题，即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性与客观性等理论问题。
此外，金锵还纠正了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如何看待教育史发展过程中的唯物与唯心之间的斗争、如何正确认识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如何正确看待唯物论与唯心论、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和外国教育史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估教育家、教育著作等问题。
教育史领域对于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对于教育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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