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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个进步的教育家，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也会有不正确的、错误的成分；同样，一个反动的教育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可能包含某些合理的、积极的成分。
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教育学、教育家的估价问题，主要涉及如何看待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教育、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教育学、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教育家的问题。
教育之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比一般上层建筑更为直接的。
其理由是，教育不仅是上层建筑，同时它还是永恒范畴。
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教育反映着这种生产力，并为这种生产力服务，因而在这些国家中的教育发展的水平也一般是不低的。
这才说明，为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普及的程度一般相当高，而普及教育的年限，一般是递升的趋势。
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是长敌人的气势，灭自己的威风。
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优越性之一是我们能够以十倍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我们的教育，在一个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发展。
作者结合苏联教育学四个部分的内容，叙述了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些方面、在哪种程度内，资产阶级教育学甚至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教育学中的某些成就是可以吸取的。
作者最后提出吸取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态度是：吸取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有批判的；在吸取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放在自己的教育学体系中加以“改造”
。
在教育上是曾经做了些好事的，同样，否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
故此，我们要多从杜威教育思想的整个体系上来批判杜威，不要尽在杜威的片言只语上着眼。
很难想象，一个反动的学者所说的一百句话中，错误的就有一百句。
往往，他会说出九十句正确的话，而在关键性的十句话上，把他的说法导向错误与反动的结论。
杜威的“文风”
正是这样的。
我们把批判集中在那关键性的十句话上就能击中要害，不必把火力平均分布在一百句话上，把它说成每一句话都是讲错的。
对于杜威著作的断章取义的引证，尤其是教育主张的张冠李戴——例如，把道尔顿制说成是杜威主义的——应该避免。
同样，杜威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是反动的、错误的，但在个别的问题上，他的结论不是用简单化的几句话可以被驳倒的，不能把杜威说成是一个“常识以下”
的人，所以，我们要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批判。
此外，我们在批判工作中也要发挥独立思想。
参考苏联同志们批判杜威的著作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要避免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成为苏联著作的集注。
二、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与《中国古代教育史》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
按照会议精神，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全面展开，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展开。
中国教育史教材方面，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的《中国古代教育史》，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陈元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材方面，曹孚的《外国教育史》，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上册），包括后来由曹孚、滕大春、马骥雄、吴式颖等拟定的《编写提纲（初稿）》，都是这个时期教育史教材建设的代表。
《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学科研究和教材编写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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