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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健全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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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形态的区分之后，内在地蕴含着不同意义上的理性化追求，而理性本身又有不同的维度。
康德曾对知性与理性作了区分，知性主要表现为科学认知的能力，理性则是把握形上对象的能力。
从广义上看，康德所说的知性近于所谓认知的理性，而他所说的理性则与宗教、伦理、本体等领域的终极关切相联系，在此意义上，知性与理性之分，也可以视为对理性本身的划分。
康德之后，韦伯对理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按韦伯的看法，合理性的过程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形式的合理性首先涉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以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确定的目的，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常常与效率、可计算性、有序性等联系在一起，它既具体化为现代的企业制度、科层组织等，又表现为以具体的因果机制的追寻来取代巫术、神话及形而上的思辨。
实质的合理性更多地与价值的确认相联系，并表现为与普遍价值目标的一致。
不难看出，形式的理性具有工具的性质，实质的理性则具有价值的向度。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理性的辨析同样构成了其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可以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考虑手段如何有效地达到目的，但对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却很少关注，这种理性，实际上也就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它制约着现代的工业文明。
客观理性则注重存在的多重维度，并把目的而不是手段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它在内涵上更接近价值理性，在霍克海默看来，近代以来的启蒙历程，使客观理性渐趋式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手段、效率等的关注，逐渐压倒了价值的关怀。
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代表哈贝马斯区分了合理—目的行为与交往行为，并对理性化的含义作了相应的理解；合理—目的行为主要指向工具意义上的理性，交往行为则更多地与价值理性相联系，后者的理性化标准具体表现为真实性（对外部自然的把握是否真实）、正确性或合法性（是否合乎社会的规范）、真诚性（是否真诚地表达内在的意向）、可理解性（语言的表述是否合乎语法规则，是否具有可理解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辨，也许并不足以把握理性的全部内涵，但它确乎从一个方面涉及了理性追求的不同向度和理性作用的不同方式，因此，在说明近现代相关思潮时，我们似乎仍可以借用韦伯以来所运用的这一对范畴。
工具理性所指向的，首先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
作为康德意义上的知性能力的展开，工具理性所涉及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经验内容与广义的逻辑形式，而从普遍的理性运演和操作这一层面看，逻辑形式在工具理性中无疑构成了更为主导的方面。
逻辑运演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它在具体的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中，往往进而被引申为程式化、规则化，等等。
[17]在形式化、程式化的形态中，对象总是被分解、还原为各种可计算的分子，其多方面的规定则往往被过滤和净化。
对客体的这种把握方式固然构成了认识的严密性、深入性所以可能的条件，但它同时也潜含了抽象化、片面化的思维趋向：就一定的层面及一定的侧面而言，工具理性确乎可以有效地把握存在，但就存在的整体而言，它又是对存在的一种片面和抽象的把握。
工具理性的这种思维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植根于作为工具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
数学和逻辑使关于对象的形式化把握成为可能，但数学所把握的，主要是对象的数量关系，逻辑则撇开了思维的具体内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具体对象和内容作抽象的处理。
在此意义上，数学化、逻辑化和与抽象化、片面化常常联系在一起。
作为抽象化的引申，工具理性所面对和关注的，主要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
尽管对手段的考察，最终亦指向目的的实现，因而理性的这种向度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与人的需要等价值层面的问题绝缘，但就工具理性本身而言，它所关注的，基本上是如何以数学等方式，把握对象的各自规定，亦即在实然的层面敞开和解释事实，并用数学的模型等来再现事实之间的联系。
在指向对象的同时，工具理性对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并不关心。
诚如霍克海默所说，它注意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合理性。
就其具体的存在形态而言，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仅仅是人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在这一关系中，认知又只是其中的一个向度。
工具理性略去了其他联系而仅仅从认知的角度切入存在，显然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抽象。
较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多地体现于存在意义的追寻之中。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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