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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历史考据学，朴学注重“求于实”
，亦即分别地考订具体事实，而不是把材料联系起来作总体上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其自源达流主要着重于明古今之异，即把握对象前后变迁的不同特点，而未能将揭示各个演变阶段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放在突出地位。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已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以为乾嘉学者仅仅停留于史实的证核，而未能进一步“推明大道”
。
章学诚在史学上属于浙东学派，后者导源于清初的黄宗羲，其特点在于注重明道（把握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便已提出了揭示“数百年之学脉”
的要求。
这一思想在章学诚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章氏以为，六经皆器，器即典章事实，而道便内在于器之中，由此，章氏主张“即器明道”
，即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中推明其道，这些看法，对朴学无疑具有纠偏的意义。
胡适在吸取朴学溯源达流之方法论思想的同时，又肯定章学诚“即器明道”
的观点“自是一种卓识”
[54]。
并进而将浙东史学推明大道的历史主义方法与进化论结合起来，以后者为历史方法的根据，从而超越了朴学的眼界。
这里似乎是一个具有二重意义的过程：一方面，出入朴学这一治学背景，使胡适比较具体地把握了清代学者的治学特点；另一方面，将溯源达流与推明大道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又使传统的历史方法得到了深化。
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明变的观点纳入历史方法之中。
胡适认为，进化论必须研究“天地万物变迁”
的历史，这种观念运用于历史研究，就表现为明变。
所谓明变，旨在“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亦即把握对象的历史联系。
[55]较之朴学仅仅停留于辨古今之异，这种要求显然体现了更开阔的视野。
其二，由明变而求因。
进化论不仅要求明万物的历史变迁，而且要揭示“天地万物变化的原因”
，后者在历史考察中具体表现为揭示前因后果：“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
[56]如果说，明变主要是把握对象的前后线索，那么，求因则要求进一步探明这种线索中所包含的因果联系，由明变而求因，也就是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爱因斯坦认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
[57]。
从这一意义上说，把求因引入历史考察之中，也就意味着将历史主义观点与近代科学方法沟通起来，从而使传统的历史方法多少获得了近代的形态。
然而，作为实用主义者，胡适对进化论及因果关系的理解仍深深地受到了实证论的制约，后者同时体现于其历史方法之上。
按照胡适的看法，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引者）只承认那一点一滴的进步“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58]。
基于这一论点，胡适把历史的线索主要视为外在的、偶然的关联，而对事物本质联系的把握，则相应地被摒斥在历史考察之外。
在这方面，胡适并没有离开实证主义的立场。
这种实证论的立场更明显地表现在胡适的因果论上。
孔德曾把事物的规律性联系归结为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应关系”
，并由此拒绝对事物内在原因的探求。
与之相承，胡适也将因与果还原为一种前后的相继关系，以事物的前一头为因，后一头为果，而明变求因则无非是抓住这前后两头。
[59]和西方的实证主义一样，胡适对因果关系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没有超出休谟主义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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