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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作为一种方法，不可知论侧重之点在于普遍的怀疑趋向。
事实上，赫胥黎对神学的终极真理及不可知的哲学本体的批评，都首先表现了一种怀疑的态度，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趋向，对胡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适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41]胡适在方法论上倡导以怀疑的态度研究一切，确实也在某种意义上导源于赫胥黎的存疑原则。
不过，作为现象主义的展开，实证主义的存疑原则一开始便带有感觉论的印记，其基本的根据即人的认识无法超越感觉之域。
所谓存疑，主要是指向现象—经验界之外的对象，当赫胥黎以不可知论为存疑态度的形式，并以此拒斥超验真理与超验本体时，便十分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特点。
相形之下，胡适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在这方面，他似乎较多地受到近代科学方法中求真意识的影响，并以此进而反观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
如前文所论及的，清儒在方法论上强调无证不信，其基本精神即阙疑。
从内容上看，它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不以人蔽己”
，即反对盲目接受外部意见以妨碍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其具体要求表现为以存疑的态度对待一切已有的成说。
这种方法普遍地运用于辨伪、校勘、训诂等领域。
梁启超称清儒“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
[42]，这一评价确实反映了清儒的治学特点。
其二，“不以己自蔽”
，即反对专己独断，唯我为是。
乾嘉学者顾广圻曾对凭主观意见擅改古书提出批评：“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疻。”
[43]在清儒看来，怀疑旧说，提出新意，必须以事实的考证为据。
对强物从我的否定，内在地包含着超越一己之域的要求。
从求真的观念出发，胡适对清代朴学的如上方法论思想颇为赞赏，他曾一再肯定清儒的存疑态度是“道地的科学精神，也正是道地的科学方法”
[44]。
就某些方面言，朴学的存疑态度与赫胥黎的怀疑方法无疑有相通之处。
然而，二者在内涵上又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说，朴学的不以人蔽己与赫胥黎反对盲目信仰的趋向大体一致，那么，其不以己自蔽的要求则意味着超越一己之感觉，由自我的经验面向外在的事实。
胡适多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引入实证论（赫胥黎）的怀疑方法之时，胡适也肯定了清代朴学反对专己自蔽、强物从我的观念，把注重证据视为怀疑方法的核心，并以这种理解对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作了新的诠释：“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义”
的。”
[45]不难看出，在对怀疑方法的如上界定中，侧重之点已由现象主义的原则（认识无法超越经验—现象之域）转向了无证不信（以事实为立论依据）；存疑的方法与朴学治学原则的如上融合，其意味与赫胥黎的实证论主张已颇有不同。
当然，清代朴学作为传统学术思潮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其研究范围包括语言文字、天文、历算、金石等，这些学科本身具有科学的属性，正是在对这些具体学科的研究中，清代朴学提出了无证不信的原则；另一方面，朴学又具有经学的性质，其考证以群经为中心，天文、历算等只是经学的附庸，后者使清儒很难摆脱尊经的传统。
在清儒看来，五经本身便可视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六艺者，群言之标准，五经者，众说之指归。”
[46]这种经学的眼界，使清儒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不以人蔽己”
。
从以五经为指归的前提出发，清儒强调对经义只能信，不准疑：“治经断不敢驳经”
[47]。
它表明，清儒作为经学家，并未越出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框架。
作为近代科学方法的信奉者，胡适确认了朴学无证不信的原则，但对其奉五经为圭臬的趋向却不以为然。
他一再批评朴学“过于尊经”
，并明确申言：“尊经一点，我终究以为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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