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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这里的格致之学，已不仅仅被视为器技之源，而且决定着社会的安危。
在肯定格致之学的普遍作用上，这种看法与视格致为礼乐教化之基的论点无疑有相通之处。
不过，在严复那里，格致之学对社会的作用，又是通过若干环节而实现的，其中，群学（社会学）又具于重要的地位，总起来，格致之学、群学、社会的发展之间呈现为如下关系：“夫惟此数学者（指数学、逻辑学、力学、化学等格致之学——引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37]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科学之域已由自然科学扩及社会科学；其二，在总体上，自然科学具有更为本源的意义：它构成了群学所以可能的根据。
前者表现了科学涵盖面的扩展，后者则突出数学等格致之学的本位性；二者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科学的泛化趋向。
对维新知识分子来说，格致之学的本位性，首先通过内含于其中的方法论原则而得到体现。
在分析近代器技日新、科学昌明的根源时，严复写道：
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哈维）之业也。
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
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
[38]
培根曾撰《新工具》，其中既有消极意义上的破，又有正面的立；破主要表现在对思辨的、独断的思维方式的批评，与之相反相成的则是对近代科学方法的正面阐述。
从主要倾向看，培根所倡导的，是经验归纳的方法，而在严复看来，这种方法论便是近代格致之学的内核：近代科学的发展，最终奠基于科学方法之上。
严复从方法论上考察近代科学，对近代科学的理解无疑更为深入了。
相对于器技，理论形态的格致之学更内在地体现了科学的品格；相对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形态，科学方法则从更普遍的层面展示了科学的特征和精神。
从器技到格致之学，由格致之学再到科学方法，对科学内在本质和作用的认识确乎展开为一个层层深化的过程。
不过，严复将培根视为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者，其考察的视域和角度又有值得注意之点。
从近代科学方法的演变看，伽利略在培根以前已对近代科学的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而这种论述又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伽利略自己及其同时代人科学研究过程的总结和概括，他对实验、演绎系统（特别是数学推论）以及理想化方法的注重，已涉及了近代科学方法本质的方面。
相形之下，培根则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对科学方法的阐释，往往以其经验论为出发点，其方法论主要表现为一种哲学的概括。
在近代科学史上，对科学研究方法产生更直接制约作用的是伽利略：相对于伽利略对科学家共同体的切实影响，培根的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哲学的启蒙。
以此为背景考察严复对培根作用的评价，显然颇有意味：当严复将培根视为近代科学昌明的源头时，他所涉及和关注的，与其说是科学发展的内在之缘，不如说是科学的社会启蒙意义。
事实上，严复在介绍、阐释科学的内在要素、环节的同时，往往亦从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强调其意义。
传统观念、社会环境的影响，常常会使人产生某种“心习”
（思维定势），而在严复看来，科学便具有改变这种“心习”
的作用：
气质固难变也，亦变其心习而已。
欲变吾人心习，则一事最宜勤治：物理科学是也。
……一切物理科学，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
呜呼！
使神州黄人而但知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洲之压力以沮吾之进步，亦不能矣。
[39]
作为“变”
的对象，“心习”
主要是尚虚的思维取向，“变”
则有转换之意；这种转换的具体内容，便是由尚虚走向尚实。
在这里，科学被赋予了转换观念的功能，而观念的转换又与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从而，科学对“心习”
的转换又作为救亡图强的思想观念层面的前提，获得了超越实证研究的普遍意义。
从普遍的思想观念之维理解科学，其逻辑的引申便是科学范畴与哲学范畴的相互交融。
谭嗣同曾对以太与仁、爱等做了沟通：“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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