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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体现了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经验材料只是认识的起点，实证研究不能停留于现象的观察，而必须从材料上升到义例，以揭示对象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
与会通义例相辅相成的，是“一以贯之”
：“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涂（途）径者哉。”
[25]所谓一以贯之，即在一般义例通则的指导下，考察千差万别的特殊现象。
如果说，会通其例主要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那么，一以贯之则表现为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二者统一，构成了清代学者经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戴震对《水经注》的校勘，在这方面提供了较为典型的一例。
自唐代以来，《水经注》的经与注一直混杂相错，因而校勘此书的任务首先在于分别经与注。
戴震通过参伍推敲，归纳出三条通则，然后又“以是推之”
，即运用这三条通则逐句审订，从而对经与注作了明确区分。
这种会通义例与一以贯之相统一的考订方法，无疑体现了较为严密的实证态度。
从一以贯之的角度看，条理的分析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
清代学者很注重条理分析，戴震便指出：“务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
[26]在考据领域，所谓条理，主要是指实证性的科学知识和理论，如音学原理等。
在清代学者看来，只有把握了各个实证领域的知识原理，才能真正地把握经典之义：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
，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
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
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
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
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
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27]
这里所涉及的，便是天文、地理、数学、语言、生物、机械等具体领域的知识理论，而这些领域的知识同时又构成了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换言之，实证的理论成为治经的工具。
在训诂方面，清代学者运用古音通假的原理及古韵分部等知识，对古代文字的本意做了成功的考释。
一以贯之与条理分析的相互联系，使清代学者的考据超越了单纯的经验归纳。
虚会与实证相结合在博考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归纳、条理分析而做出的识断，必须经过严格的审察和验证。
清代学者所谓的验证，大致包括两个环节，即虚会与实证：“事有实证，有虚会。”
[28]所谓虚会，即从逻辑关系上加以推论，“如东坡谓蔡琰二诗，东京无此格，此虚会也。”
[29]蔡琰有两首诗，其中所运用的格律在东汉时代尚未出现，从逻辑上说，东汉时代的人，不可能运用当时还未出现的格律来作诗，苏东坡正是根据这一点，推断这两首诗非蔡琰所作。
这种表现为虚会的推论，显然具有逻辑论证的性质。
清代学者所说的虚会，表现为如下形式。
其一，根据前后是否贯通，推断某种记载或观点的真伪：“事之真者，无往而不得其贯通，事之赝者，无往而不多其抵牾。”
[30]这里所说的“抵牾”
，即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矛盾，在清代学者看来，正确的思维首先应当在逻辑上始终一贯，具有内在的自洽性；凡是前后相悖，上下冲突，则很难断定其为真。
这实际上是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来确定某一结论能否成立。
其二，通过对文献的内容或结构的分析，以论证某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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