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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7]
质言之，儒学的本来形态是经学，而不是理学；儒学只有回到经学的形态，才能获得合法性，这里已内含从理学返归经学的要求。
这一主张当然并不是明清之际首次提出，在杨慎、陈第等人那里已可以看到如上的趋向，归有光于明嘉靖隆庆年间，亦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
[8]不过，明中叶以来的这些观点虽然为尔后的经学复兴提供了历史的前导，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反响。
唯有到了明清之际，以深入的历史反省为前提，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呼声才得到了普遍的思想认同。
从理学到经学，其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含着重要的视域转换。
理学以心性的形上辨析为主题，表现出明显的思辨趋向。
与之相对，明清之际思想家所理解的经学，则以文献的考订、字义的训释等为入手工夫，它所推重的，首先是实证性的研究。
顾炎武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9]考文主要涉及文字训诂，知音则指古音韵的研究，二者都属于所谓小学。
联系前文理学即经学的命题，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逻辑思路：由形而上的理学，返归原始的经学，并进而将经学建立于具有实证性质的小学之上。
对经学的如上倡导当然并不限于顾炎武。
黄宗羲、方以智、毛奇龄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相近的要求。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便将黄宗羲与顾炎武相提并论，认为清代的经学，“二君实启之”
：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
自梨洲起而振其颓波，亭林继之。
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
……读书论道，重在大端，疏于末节，岂若抱残守缺之俗儒、寻章摘句之世士也哉！
然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
能为举世不为之时，谓非豪杰之士耶？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
[10]
这里的“与两汉同风”
，指出了清代经学上承两汉经学的特点。
黄宗羲的治学背景和学术路向与顾炎武当然存在种种差异，但二者在注重实证的研究上，却又有一致之处。
与顾炎武一样，黄宗羲认为经学之中仍有很多问题“至今尚无定说”
，从而肯定了经学研究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经学研究应当剔除各种附会，还经义之本来面目。
[11]尽管黄宗羲并没有放弃形而上的思考，但在注重实证性的研究上，却不同于宋儒的心性之学。
与顾炎武、黄宗羲同时代的方以智重质测之学，亦兼及经学考据，其《通雅》一书，便以训诂考证等为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对方以智在清代经学中的地位予以了相当高的评价：“明方以智博极群书，撰《通雅》五十二卷。
是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而穷源溯委，词必有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
[12]这种穷源溯委、词必有征的名物考据，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与晚明和清代的经学研究无疑有一致之处。
此外，在经学考据的倡导与确立方面，毛奇龄也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
与明清之际其他思想家相近，毛奇龄对理学，特别是程朱也持批评的态度，而其治经则重实证。
阮元曾对毛奇龄作了如下评价：“国朝经学盛兴，检讨（毛奇龄——引者）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
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胐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
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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