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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注重西学之“技”
，体现了明清之际士人对西学的一般态度。
作为明清之际学人的重要代表，徐光启对西学之用同样极为关注。
他曾与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这是一项十分繁难的工作，而他所以承担这一译事，缘由之一便是出于对用的考虑：“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
[4]相对于实用性的工程学，几何作为数学的分支更多地具有抽象的特点，但即使这样一门相对抽象的学科，徐光启也注意揭示其中蕴含的实用价值。
也是基于类似的看法，徐光启在翻译了《测量法义》之后，又对其作了发挥：“自余从西泰子译得《测量法义》，不揣复作勾股诸义，即此法，底里洞然。
于以通变施用，如伐材于林，挹水于泽，若思而在，当为之抚掌一快已。
方今历象之学，或岁月可缓，纷纶众务，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然而欲寻禹绩，恐此法终不可废也。”
[5]“救时至计”
云云，突出的便是西方科学（测量法）的实际效用。
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如上看法，与传统儒学显然有所不同。
王徵的批评者以“君子不器”
质疑王徵对技艺的关注，其立论的基点便是传统的儒学观念。
“君子不器”
一语出于《论语·为政》，所谓“不器”
，本来包含多重含义：与特定之器的功能总是单一化相应，“不器”
之意在于不偏于一端；与器具有手段、工具性质相应，“不器”
含有反对将人工具化之意；与器内在地关联着技艺相应，“不器”
则意味着鄙视形而下的技艺。
随着人伦之学、心性涵养等形上向度的展开，“君子不器”
亦主要引向了对技艺的贬抑。
在宋明时期，理学进而强调：“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6]与这一思维趋向相联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往往被视为玩物丧志，而注重功用的事功之学则常常被等同于异端。
在这种背景之下，徐光启等明清之际的学者将“技”
和“用”
提到突出的地位，无疑具有某种转换视域的意义。
这里固然折射了实学思潮涌动的时代特点，但它对科学价值的肯定，其内在含义显然又不限于一般的虚实之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除了“君子不器”
的传统外，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还具有另一重维度：即经世致用的取向。
如果说，与君子不器相联系的心性之学主要表现了内圣的追求，那么，经世致用则更多地展示了儒学的外王之维。
相对于宋明理学较多地关注于内圣之学，徐光启等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似乎趋向于上接儒家的外王之源；在这一意义上，他们诚然由注目于“技”
而偏离了君子不器的儒学向度，但并没有完全隔绝于儒家传统。
不过，儒家的所谓经世致用，往往以王道等政治理念为范导原则，它所指向的，亦主要是治国平天下这一类的社会政治理想。
相形之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关注的首先是具体的科学技艺对“民生日用、国家兴作”
的作用；同为经世致用，但二者的内涵又并不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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