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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由反对尊经，胡适进而将存疑的方法与批判的态度联系起来：“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禁得起理智的评判”
[49]。
所谓评判，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它具体表现为以存疑的态度对传统的思想制度作理性的审察。
例如，对于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今日还是不错吗？”
重新评定一切价值，本是尼采在19世纪末提出的口号，正如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主要从认识论上拒斥了独断的神学信条一样，尼采的这一主张着重从价值观上对传统价值系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胡适将二者合而为一，不仅克服了朴学所内含的尊经与阙疑的矛盾，而且相应地扬弃了传统的经学独断论。
然而，由批评清儒不敢疑经，强调以存疑的态度评判一切，胡适似乎又走向了另一极端。
从如下的议论中，我们不难窥见此点：“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
[50]在此，怀疑的原则多少被赋予一种抽象的性质，从而开始游离事实的根基，这种凡疑皆好的主张，实质上将存疑理解为一种主观的态度，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实证主义强化主体经验的片面引申。
从无证不信到以疑为是，胡适终于又未能避免落入实证论的归宿。
作为胡适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来源之一，实证主义一开始便与进化的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前所述，孔德将人类精神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即所谓神学阶段（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实证阶段），三者呈现为一种依次递进的关系，这里已内在地蕴含着一种进化的观念。
斯宾塞更明确地将进化视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为从生物界到社会领域，从物质到精神都呈现为一种进化过程，而哲学的任务便在于揭示这种普遍的进化规律。
当然，在孔德与斯宾塞那里，进化的观念还缺乏实证科学的依据，因而多少带有思辨的形式。
当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横空出世后，进化的观念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赫胥黎即是进化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神学的论战，意义之一便在于捍卫进化论，而《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更是以发挥进化论思想为主要内容。
对进化论的注重，同样体现在第二代实证论上，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作为实证论的变种，杜威的实用主义与生物学（包括生物进化论）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理论上看，实证主义之倾向进化论，乃是其拒斥独断论的基本立场的逻辑引申。
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追求一种凝固的本体世界相对，进化论以变动的过程打破了永恒的状态，从而为反形而上学的实证论原则提供了某种根据。
实证主义与进化论的亲缘关系，在胡适那里亦得到了折射。
事实上，早在少年时代，胡适便已受天演论（进化论）的洗礼，胡适之名（适）、字（适之）即取自天演论；实用主义的熏陶，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进化论的信奉。
不过，与实证论（包括实用主义）较多地将进化论与反形而上学联系起来有所不同，胡适更侧重进化论的方法论意义：“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Gehod）。”
[51]所谓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胡适在将进化论引向历史的方法之后，又以此作为总结、概括传统方法的前提，并对清代朴学作了相应的阐释。
他注意到了清儒在治学过程中具有“历史的眼光”
，并肯定以历史眼光从事的考证是一种“客观的研究”
。
而胡适本人的整理国故，也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在对国学方法作规定时，胡适曾指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
[52]前文已提及，注重历史考察是清儒治学的重要特点。
乾嘉学者卢文弨曾对朴学的历史方法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学固有自源而达流者，亦有自流以溯源者。”
[53]所谓“自流以溯源”
，是指通过历史的回溯，把握对象的原始状况，然后将对象的原貌与现状加以比较，以弄清事实的真相；“自源而达流”
，则要求在把握对象的最初状况之后，进一步考察它在各个演变阶段的不同特点，以辨古今之异。
胡适对朴学方法的评析，多少有见于传统的治学方法的以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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