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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方法的合法性：历史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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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思潮的涌动，科学方法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科学的信奉者几乎都将科学方法视为科学的核心，而科学的万能则常常被归结为科学方法的万能。
在众多的科学方法布道者中，胡适尤为引人注目。
与胡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曾被视为科学方法的金科玉律，并整整影响了数代人。
如前所述，古史辨的主将顾颉刚便承认：他之从事古史辨伪，在很大程度上即由于“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
[33]。
在科学方法的旗帜下，胡适既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实证科学方法，又注入了实证主义（包括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二者又往往与传统的方法论，特别是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相互交错。
继王国维之后，胡适对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又以总结和整理传统方法（主要是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为前提。
胡适一再强调，“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34]，并认为近代西方科学的方法，与清代学者的方法本质上完全一致：
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敦（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
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35]
这种沟通，一方面通过肯定科学方法的传统根据，为近代科学方法的合法性做了确证；另一方面则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科学方法的普遍涵盖性：一切有效的治学手段，都尽在科学方法的囊中，无论近代，抑或过去，都不能越出科学方法的恢恢天网。
在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种种论述中，都潜含着以上二重意蕴。
在方法论上，胡适首先提出了存疑的原则，主张“以怀疑的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36]。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原则，怀疑态度的基本要求便是对一切既成的原理、观念、信仰等重新加以批判的审视和考察，以确定其真伪：“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涂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
“经过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仰。”
[37]这种看法在拒斥独断论的同时，把经验事实与独立思考提到了突出的地位：所谓实事求是，首先便是指以经验事实为确定真伪的依据。
胡适的如上方法论思想与近代的实证论思潮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
实证论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方法论上的引申，便表现为以存疑的态度对待传统的独断教条。
孔德对绝对知识的质疑，杜威以疑问为探索的起点，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展示了这一趋向，而在赫胥黎那里，存疑的方法则被提到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赫胥黎既是生物学家又是哲学家，其思想倾向与西方的实证论思潮大体一致。
在哲学史上，赫胥黎第一次使用了“不可知论”
（Agnosticism）这一概念；赫氏所谓不可知，首先与神学相对。
宗教神学认为借助神的启示，人们可以达到宇宙的终极真理，赫胥黎则以不可知论否定了这种神学信念。
[38]不可知论的另一锋芒所向，则是超验的本体，在赫氏看来，关于无法认识的东西及其他本体，其是否存在我都不知道，哲学上的“物质”
“精神”
便是这样一种不可知的存在。
[39]毋庸讳言，这里深深地浸染了现象主义观念，其中所体现的基本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
但值得注意的是，赫胥黎并不仅仅将不可知论规定为一种与超验哲学相对的理论教条，而是特别赋予它以方法论的意义：
事实上，不可知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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