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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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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思想史的发展看，王国维是较早论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想家之一。
在回顾其思想历程时，王国维指出：“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
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1]此所谓实证论，固然也兼及实证主义，但同时亦指实证科学；形而上学则指思辨意义上的哲学。
与之相联系，在王国维那里，可信与可爱的冲突既意味着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的紧张，也隐含着思辨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相互对峙，而徘徊于二者之间，则构成了王国维的思维走向。
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之间的徘徊，既体现了对科学价值的确认，也折射了形而上学的影响。
前一方面的强化与引申，便表现为以科学的立场拒斥形而上学；在胡适那里，便不难看到这一趋向。
胡适一再推崇科学的价值，强调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并由此对形而上的“道”
“理”
等提出批评。
在他看来，科学所研究的是具体的对象，形而上之“道”
“理”
则涉及超验的存在；传统哲学往往即以超验的存在为对象，因而缺乏合理性。
正是基于以上看法，他对杜威的哲学观颇为赞赏：“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
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
[2]这里展示的，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它既体现了实证主义的原则，又以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为其源头。
如果说，在王国维那里，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呈现出某种分离的态势，那么，胡适则进而以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拒斥了形而上学。
对科学与哲学对峙的另一种回应方式，是从分离回归统一，王星拱在这方面似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科学在近代的凯歌行进，是王星拱强调的首要事实：“近来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似乎把哲学的领土侵略殆尽了，哲学尚有其本身的范围与否，还是一个问题。”
[3]在科学日益扩展的背景下，哲学的唯一选择便是向科学靠拢：唯有如此，哲学才能立足。
王星拱对此作了明确阐述：“科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
[4]在此，引入科学方法，构成了哲学所以可能的条件。
科学精神向哲学的渗入，意味着让哲学接受科学的洗礼。
这种洗礼在王星拱那里常常被理解为哲学的科学化。
在比较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发展时，王星拱指出：
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
因为哲学中的结论，没有切近的证明，所以易于发生辩论；科学中的结论，都是紧密依据于观察试验的，所以其所得的领土，虽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
，然而却不是朝秦暮楚，旋得旋失的。
而且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
这不是因为科学势力大了，而使哲学屈服于其下，是因为哲学在历史上所制造的虚浮无着的辩论，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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