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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致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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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对西方文明和西学（包括科学）的理解，既折射了他们这个时代所达到的眼界，也影响了其后继者的视域。
晚清的洋务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以林则徐、魏源为其前驱。
与林、魏相近，在比较西方之所长时，洋务知识分子亦将器与技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冯桂芬在谈到如何师夷这一问题时曾指出：“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
[10]礼泛指一定的观念系统及与之相应的制度、规范等，器则是物质层面的对象，其具体内容首先是坚船利炮。
[11]与洋务知识分子立场基本一致的洋务派，同样持类似的看法。
洋务派的早期代表曾国藩即认为：“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12]直到后来的李鸿章，在谈到西方之长时，依然着眼于器与技：“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
[13]在这方面，洋务知识分子与洋务派的眼光似乎没有超出林、魏辈。
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器”
与“技”
的内涵也逐渐有所变化。
在注重坚船利炮的同时，洋务知识分子亦开始注目于民用机械与技术。
冯桂芬便已注意到近代农用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在田广之地，“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
[14]广而言之，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器与技，都应普遍地引入。
[15]从坚船利炮到民用器技，“器”
与“技”
超越了军事领域而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科学与器技的关系而言，器与技固然并非与近代的科学完全隔绝，但在器与技这一层面，科学主要与实用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处于形而下的层面。
不过，从科学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看，相对于抽象的理论形态，器与技往往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示了科学的价值，从而更易于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
在器与技的形态下，科学作为一种有形的力量，构成了对社会运行的现实范导。
事实上，正是以确认器与技的作用为前导，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早期的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诞生。
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1864年，苏州洋炮局建立；不久，江南制造局创立；同一时期及尔后建立的近代工业尚有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制造局，等等。
尽管这些企业一开始都带有军事工业的性质，但随着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的扩展，以器与技为表现形式的科学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这里，器与技似乎成为科学的某种载体，正是借助于这种载体，科学的价值逐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肯定与提升。
不过，器与技作为科学的某种载体，毕竟具有外在的性质。
当近代知识分子对器与技作进一步考察时，其目光便开始指向蕴含于器与技之后的内在规定。
在分析西方所以能在器、技等方面有所长的缘由时，郑观应指出：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
[16]
泰西所制铁舰、轮船、枪炮、机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
[17]
近代科学观念的演化，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往往联系在一起；对器、技与科学关系的理解，亦常常关联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西方文化之所长，主要体现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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