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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有不同层面的含义，在认知的层面，意义展示为对实然的把握，在评价的层面，意义则与应然的设定相联系。
就人与对象的关系而言，价值理性追问的是对象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包含对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的需要，就主体间关系而言，价值理性则关注存在意义的相互确认。
如果说，纯化形态（理想形态）的工具理性着重于撇开人的存在而敞开对象，那么，价值理性则要求联系人自身的存在来把握和规定广义的存在。
人的存在既有个体的向度，又有社会的向度，从前一方面看，问题往往涉及如何确认和实现个体存在的意义；就后一方面而言，理性的思考则总是指向理想的社会形态和交往方式。
无论是个体人生意义的确认，抑或社会理想的设定，从根本上说都基于终极的价值原则：只有以此为前提，个体应当如何生活，社会应当如何存在的设定才成为可能。
价值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人自身存在方式和意义的确认和设定，便构成了价值理性的主要内涵。
当然，以上是一种分析的说法，就现实的形态而言，以评价为内容的价值理性并不能完全游离认知过程，而理想存在形态的展望则总是以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为背景。
从总的思维趋向看，科学主义所推崇和关注的，主要是工具层面的理性，不妨说，正是对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构成了导向科学主义的内在根源。
就历史的源流而言，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强化，可以追溯到近代的启蒙思潮。
这里所谓启蒙思潮，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它首先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独断论而言。
当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时，他所突出的，无疑是理性的工具意义：知识所否定的，是价值观意义上的信仰。
在这里，理性的工具意义与价值内涵似乎一开始便处于某种对峙的地位。
同时，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论之后，是对工具理性有效性的乐观确信：一旦达到了理性的知识，便意味着获得了作用和支配外部世界的力量。
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科学向技术的不断转化，工具层面的理性进一步获得了优先的地位。
诚如韦伯所指出的，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展开为一个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
如前所述，以数学及逻辑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对存在的把握一开始便内含着抽象化及片面化的可能。
在知识即力量的前提下，对客体（对象）的把握首先指向其固有的物理、化学等规定及数量等关系，引而申之，对人的理解也往往趋向于对象化与片面化，在拉·梅特利的《人是机器》一书中，这种理解取得了颇为典型的形态。
按照拉·梅特利的看法，人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他不过“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
而已。
[18]这种观点在近代思想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笛卡尔、霍布士、霍尔巴赫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类似的观念。
[19]作为机器，人主要表现为科学认知的对象；将人理解为机器，在逻辑上意味着淡化对人的价值关怀。
在此，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科学认知，显然压倒了评价意义上的理性向度。
这种思想倾向，可以看作是科学主义的滥觞。
当然，从广义上看，近代的启蒙思潮既具体化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又包含着对人自身价值的确认，尽管就具体的人物而言，侧重之点往往各异，如有的强调科学认知，有的注重价值评价，但从总的趋向看，启蒙思潮中的理性，似乎兼有工具和价值二重内涵：正是在启蒙思潮中，工具理性被层层的提升；也正是在启蒙思潮中，人的内在价值得到了空前的高扬。
这样，工具理性的优先与人文的关切在启蒙思潮中多少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相对于此，科学主义则更多地表现为“知识就是力量”
与“人是机器”
等命题的单向度引申和展开，与之相联系的是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以理性化为其目标，但二者在理性化的具体内涵及指向上又彼此相异。
近代以来，对理性化的追求似乎更多地以工具理性为主导，而科学主义则从理论上折射了这一趋向，由此形成的是韦伯所谓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张力。
此外，工具理性在获得普遍认同的同时，也不断地受到各种形式的抨击，从帕斯卡、卢梭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工具理性的批评绵绵相继；20世纪的下半叶，在告别理性、解构逻格斯等所谓后现代的口号下，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进一步成为贬斥和消解的对象，由此导致的，将是形式的合理性的失落。
这种历史现象，使如何重建合理性成为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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