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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赋予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并具有了伦理学上的价值。
[18]对理的内涵的这种辨析无疑是相当细致的，它不仅考察了理的原始含义及其内涵的演变，而且将认识论意义上的理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作了明确区分，整个界说显得具体而清晰。
对传统哲学范畴的如上逻辑分析，体现了科学方法与哲学研究的统一，它既从一个侧面推进了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科学方法向哲学之域的渗入。
从方法论的侧面看，严复基本上着重于西学的东渐，亦即西方实测内籀之学的输入。
与之有所不同，王国维在引人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包括逻辑方法）的同时，又以其独具的眼光注意到了西学与中学的沟通问题。
在他看来，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因为科学追求的是真理，而真理并不因中西而异。
质言之，中学与西学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的：“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19]”
这里不仅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而且敏锐地折射了近代中西文化（包括哲学）融会的历史趋势。
拒斥西方的学术与思想，固然将阻碍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化；但如果完全无视传统文化，则西学也将因缺乏必要的结合点而难以立足，换言之，外来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
[20]。
正是基于如上的历史自觉，王国维并不限于对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介绍和运用，而是力图进一步找到它与传统的结合点。
如前所述，王国维曾有过可爱者（形上学）不可信，可信者（实证论）不可爱的思想冲突。
在转向可信的实证论之后，其主要的注意力便开始放在史学研究之上。
从戏曲史到殷周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到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等，王国维都做过系统的研究。
就总体而言，这种研究主要与史实的辨正考订相联系，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派工作的继续。
前文已提到，乾嘉学派发轫于清初，极盛于乾、嘉二朝，在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作出了难以抹煞的贡献。
在治学方法上，乾嘉学派揭橥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从证据出发，博考精思，无证不信。
这种方法体现了一种实证的精神，它在本质上与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彼此一致。
王国维已注意到这一点：“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
“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
[21]正是基于如上的事实，王国维在从事甲骨文、金文等实证研究的同时，又从理论上对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作了多重沟通，并以此作为中西二学融合的具体结合点。
在王国维以前，严复曾对西方的科学方法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不过，如前所述，严复在总体上主要注重于引入西学，对传统方法则不仅有所忽视，而且多少表现出贬抑的趋向，如他曾把乾嘉考据学（清代考据学）与宋明的性理之学相提并论，以为二者皆“无用”
“无实”
，从而一概加以否定。
这种笼统的贬弃，使严复对西方科学方法的介绍和引入带有某种游离于中国传统的特点。
章太炎已注意到了严复的如上局限，曾批评严复在介绍西学时“于此土（中国）历史贯习固有隔阂”
[22]。
与严复不同，章太炎更多地注重于对传统方法（包括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发挥。
不过，章氏由此又表现出另一偏向，即低估西方近代文化（包括实证科学方法）。
按章太炎之见，中国在医学、音乐、工艺等方面都远胜于“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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