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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文献材料，后者具有实物的形态。
王国维对地下新材料的注重，当然并非始于此时，事实上，在此之前，王国维已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并肯定“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
[28]。
不过，明确地提出二重证据法，则是在古史讨论展开之后；它既可以看作是王国维自身史学研究的总结，也可以视为对古史辨的一种回应。
如前所述，疑古派之辨伪史，主要以文献材料为根据，尽管后来顾颉刚亦注意到了仅仅运用文献材料有其局限性，要再现真实的古史系统，离不开地下的实物材料，但从总体上看，疑古派并没有能真正运用考古材料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相形之下，王国维将地下的新材料视为研究古史的重要根据，以此印证传统的文献材料。
从形态上看，地下的考古材料无疑更接近外在的客观对象，从地下的实物材料出发，在研究方式上亦更为趋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可以看到，在推重实物材料的背后，多少蕴含着以自然科学为研究范式的学术走向。
正如疑古派通过强化存疑原则而认同科学的理性精神一样，王国维在研究材料和对象上，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相近的科学追求。
当然，研究的对象和材料上与科学的趋近，还具有某种外在的形式，从方法论上看，二重证据法的意义并不限于此。
王国维所说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首先固然涉及史料的类别：一为文献材料，一为保存在地下的实物材料，但它又不仅仅限于材料的分类。
地下的实物之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其材料，在更内在的层面，它与这种材料的形成方式相联系。
王国维所说的地下的材料，主要是甲骨、彝鼎等古代实物，在具体的内容上，它们所提供的，亦是一种文字记载（刻于甲骨、彝鼎之上的古代文字材料）。
然而，就其来源而言，地下的这些甲骨文字和金文却是在传统的文献材料（纸上材料）之外独立形成的；换言之，它们并不是对其他文献材料的转录。
从逻辑上看，如果两种记载是在彼此独立的条件下形成的，那么它们就具有了相互印证的可能；而如果这两种独立形成的材料提供了相同的记载，那么这种记载的可靠性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根据。
地下材料之所以重要，相当程度上在于它既具有本源性，又长期保存于地下，未受历史上文献转录的影响，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其独立性。
二重证据法所体现的方法论原理，从一个方面折射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方式。
观察和实验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手段之一，从观察这一层面看，如果观察的陈述仅仅来自某一个观察者，那么其可靠程度就较低；而当不同的观察者各自独立地提供了相同的陈述，这种陈述的可靠性程度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高。
同样，以实验而言，科学研究要求实验的结果应当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必须使不同的实验者在相同的条件下能独立地获得相同的实验结果，唯其如此，实验的结果才具有科学的价值。
王国维早年曾研习科学，他的二重证据法要求以独立形成的材料相互参证，无疑渗入了近代科学的影响。
正是二重证据法所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理，使之区别于传统的金石研究，也正是在相近的意义上，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29]。
所谓示以轨则，也就是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在引入科学方法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科学观念的深层浸润。
作为科学的方法，二重证据法首先以求真为目标。
如果说，疑古派主要以科学的理性精神揭示伪史的不真实，那么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试图通过对考古新材料的实证研究，从正面提供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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