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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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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与张君劢以人生观的演讲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几乎同时，顾颉刚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该文中，顾颉刚大略地提出了关于古史的看法，其要义是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
的过程。
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此前已开始酝酿，但其明确的表述，则开始于此文。
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观并不仅仅限于提供某种历史演化的论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一开始便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顾颉刚曾自述，“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
，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
[1]来治史。
正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顾颉刚对传统古史观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的持久讨论，而顾颉刚本人则成为古史辨中的风云人物。
古史辨的主流是疑古，顾颉刚对古史系统的重新解释，以质疑原有系统为其逻辑前提。
他由辨伪书入手，进而萌发了“推翻伪史的壮志”
[2]。
在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有关古史的观念之后，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
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
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除了首数篇）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
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
由此，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
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质言之，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
从逻辑上说，后起时代的人，似乎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的可靠性便是值得怀疑的。
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有其多重理论来源。
从历史上看，刘知几、郑焦、崔述、章学诚、姚际恒等史学家对顾颉刚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顾颉刚后来曾回忆，在读了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逐渐意识到研究历史应当走“批评的路子”
。
同样，郑焦的《通志》也使他看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在顾颉刚看来，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敢于批评前人，和清朝人的全盘接受前人的做法不同”
[4]。
姚际恒与崔述是顾颉刚所推崇的另外二位思想家。
姚际恒系清初思想家，著有《九经通论》等著作，在经学研究中以勇于怀疑著称。
其《九经通论》共170余卷，分《存真》《别伪》两类，涉及了不少儒家经典的真伪之辨。
姚际恒的著作大多已佚失，顾颉刚特花费了大量时间，重新发现了其中的四部。
由注重姚际恒的辨伪，顾颉刚又进而倾心于崔述的考信，所谓考信，也就是考而后信。
对姚际恒与崔述辨伪考信工作的回顾，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顾颉刚对古史的重新省察：“从姚际恒牵引到崔东壁，我们怀疑古史和古书中的问题又多起来了。”
[5]可以看到，从刘知几到崔述的批判精神与辨伪，构成了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传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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