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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性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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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虽然发端并首先展开于人生观，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并不限于人生之域。
正如论战的主题（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所表明的那样，人生观的论争，始终伴随着对科学的不同看法，而在关于科学价值的不同评价之后，则蕴含着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与立场。
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演进看，科玄论战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
论战发生于后五四时期，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为论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走向现代的过程，则构成了其更广的历史前提。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的走向似乎包含着一种内在悖论。
一方面，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换，意味着人类在科学、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跃进至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无疑蕴含着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的模式下，现代化又往往有其负面的效应，它在高奏征服自然凯歌的同时，也常常导致了天与人之间的失衡；在突出工具理性权能的同时，亦使社会面临着技术的专制，并使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受到了冲击；而与之相联系的功利原则、个体原则等，则使主体间关系的紧张成为难以避免的问题。
就中国近代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固然带来了希望与新的发展方向，但这一进程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历史的苦难：西方列强正是裹挟着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优势，将中国推入了血与火的近代。
现代化过程本身的悖论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所蕴含的二重意义，在历史与逻辑上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态度。
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现代化过程更多地表现出疑惧、批评的立场。
被强制逼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往往很容易激发对现代化的抗拒心态，后者与依归传统的情结相融合，便常常导致对现代化的认同障碍。
同时，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这种弊端在20世纪初的西方已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亦自然地引发了对现代化的某种反感与疑惧。
前者（传统情结下对现代化的认同障碍）带有前现代意识的特点，后者（由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而产生的疑惧）则似乎近于后现代意识（带有超前或早熟形式的后现代意识）。
这两种意识与观念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扑朔复杂的形态。
早在五四时期，梁漱溟已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批评：“现在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殆非人用机械而成了机械用人。”
“而况如此的经济其戕贼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的。
无论是工人或其余地位较好的人乃至资本家都被他把生机斫丧殆尽；其生活之不自然、机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样。”
[34]在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学衡》派等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批评。
与批评机械的现代世界相应的，是对中世纪闲适生活的赞美：“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35]这里既表现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难以认同，又流露出对前现代化的缅怀。
前现代观念与早熟的后现代意识相互交融，往往逻辑地引向对现代性的消解。
从《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吴宓对新文化的设计中，我们多少可以窥见这种趋向：
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
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
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
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
[36]
吴宓这里所讨论的，是新文化的建构问题，而其原则亦为中西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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