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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儒家之见，技不过是与“本”
相对的“未”
，只能归入形而下之列，唯有天道及人道才是作为“本”
的形而上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弥纶天地之道”
[65]的境界，与此相异的科学研究，则往往被斥为“玩物丧志。
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古代的科学很自然地产生了如下趋向，即力图超越实证的领域而向天地之道靠拢，与之相联系的是科学的结论往往被提升到超验的层面。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看法，当然既不同于鄙视科学的正统儒家，也有别于停留于笼统直观水平的古代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完全超越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在科学被转换为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一种追求普遍之道的传统意向。
不妨说，启蒙的历史要求主要为科学的泛化提供了外在的推动力，而技进于道的传统则内在地影响着五四知识分子对科学本性的理解，正是在二者的结合中，科学完成了其形而上化的过程。
如果由此作更深入的透视，则可以进一步看到，传统文化不仅渗入了科学的泛化过程，而且从负面制约着这种泛化的结果。
如前文所指出的，五四知识分子在将科学提升为一种支配人生观的普遍之道时，往往表现出将主体理智化的倾向，后者在道德领域中即具体化为过分强调自觉的原则。
这种偏向既是科学内涵的片面展开，又带上了某种传统的印记。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而儒家自先秦以来即表现出强调精神的本质在于理性（理智与思维）的倾向，从而形成了理性主义的路向，后者在正统理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将以伦理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绝对化，把情感与意志视为附属的因素，并在要求自觉服从理性原则的同时，多少忽视了行为的自愿原则，从而在某些方面导向了理性专制主义。
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正统儒家的理性专制主义作了种种抨击，然而，理性至上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并未完全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消失，而当科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智的操作时，它与理性主义的传统便有了某种相通之处，从而使之比较容易在科学的形式下复活。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学，自汉以后即被独尊为经学。
经学一开始便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它既是绝对真理，又是最高权威，其内容只能无条件地信仰，而不容许加以批判的审察。
这种体系后来往往衍化为自我封闭的教条，其思维方式，内在地带有独断的性质；清代的朴学曾经对五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然而，这种整理基本上仍限于对经文的考释，或对传注的辨析，对经义则不容有丝毫的怀疑：“治经断不敢驳经”
[66]。
这里体现的，依然是定于一尊的经学原则。
五四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当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但渗入经学之中的独断论，却并未随着经学的终结而终结，作为一种文化的深层观念，它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在五四知识分子力图定科学于一尊并使之权威化的意向中，确实可以看到某种经学独断论的影子。
正统儒学的理性主义（包括后来的理性专制主义）及经学独断论在理论上往往与忽视意志的自主性联系在一起。
肯定理性对意志的规范，这本身并非一无可取，但一旦将这一点加以绝对化，则容易导致消解意志的自由选择。
在先秦儒家那里，理性的自觉已开始置于意志的自由之上，这种倾向后来与经学权威主义相结合，逐渐趋向于抑制意志的自主选择。
这一点，在正统理学（程朱理学）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们将普遍规范形而上化为天理，强调主体应绝对听命于天理，而不能有所违逆，这种律令实质上把天理变成了外在的必然强制，从而带有某种宿命论色彩。
正是以天命和天理的主宰为特征的宿命论，构成了中国古代又一个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种宿命论在近代虽然一再受到冲击，而且它本身也由于唯意志论的崛起而有所削弱，但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观念，它并未由此而绝迹，天理的外在形式固然已被抛弃，但片面的决定论却依然潜存于文化的深层。
不妨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因果律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便渗入了传统的命定论观念。
[1]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载《新潮》，第2卷，第1号，1919。
[2]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载《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
[3]丁文江：《我的信仰》，载《独立评论》，第100期，1934。
[4]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载《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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