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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它绝对正确而又凌驾于所有知识形态之上。
权威化往往蕴含着独断化，在科学的“经学化”
和独断化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层独断论的阴影。
思想的发展往往有自身的逻辑，近代思想家力倡科学精神，本来具有拒斥经学独断论的意义，而他们要求理性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确实也表现出转换思维方式的努力。
然而，在被提升为普遍的价值—信仰系统以后，科学本身却在某些方面与它所否定的对象渐渐趋近。
与科学的权威化相联系，科学的外在社会功能往往容易受到更多的注意。
一般而言，科学的价值总是展现为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主要与追求真理的认知过程相联系，外在价值则更多地体现于广义的社会规范作用。
如前所述，当近代思想家赋予科学精神以为真而求真的内涵时，他们无疑肯定了科学的内在价值，从而不同于仅仅以知识为“用”
的某些传统观念。
然而，科学一旦被尊奉为裁断一切的最高准则和变革社会的普遍手段，其外在的规范功能便同时被突出起来。
胡明复在肯定科学精神在求真的同时，又认为，科学“最适于教养国民之资格”
[59]，后者所注重的，便是科学的外在教化作用。
同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民主相似，主要也是一种解决政治、道德等问题的手段：“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科学与民主——引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60]此处所强调的，仍不外乎科学的社会规范功能。
对科学外在规范功能的注重，无疑有其历史的理由。
在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历史背景下，科学在启发民智、转换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方面的社会作用往往容易更直接地凸显出来。
然而，尽管在科学精神的提倡中也包含着对其内在价值的确认，但启蒙、社会变革等历史的需要，却常常使科学的内在价值为外在的社会功能所抑制。
从当时的不少文章著作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科学月刊》在其《周年独白》中曾这样写道：
今日中国之所需要，不是科学结果的介绍，是在科学精神的灌输，与科学态度的传播。
科学的结果产品，得之甚易。
[61]
“科学的结果”
主要与具体的研究过程相联系，它所展示的是科学的求真之维；科学的精神与态度则更多地表现为形而上之道。
认为科学结果得之甚易，并将其列在时代需要之外，多少流露出对具体研究过程的轻视。
这种观点，当然并非仅见于《科学月刊》。
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出现了类似的趋向，并逐渐引起一些思想家的注意。
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杨铨在《科学与研究》一文中即颇为忧虑地表示，“深惧夫提倡科学之流为清谈”
[62]。
这里所谓清谈，是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而言，在杨铨看来，科学不能与具体的研究相分离：“吾人果欲提倡科学乎，则当自提倡研究始。”
[63]这种研究，主要便表现为一个以达到真理为目标的认知过程。
从杨铨的以上忧虑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形而上的科学信仰在当时似乎已渐渐趋向于压倒形而下的具体研究。
在中国近代，一方面，科学在价值观的层面一再得到普遍的倡导；另一方面，具体的实证研究却总是显得相对薄弱，这种带有悖论性质的现象固然有其多方面的社会历史根源，但过多地强调科学的外在社会功能，从而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流而为清谈”
，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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