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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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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思想的演化往往呈现相互交织的格局。
就社会的变迁而言，从前近代走向近代，无疑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脉络，这一历史发展趋在观念的领域，具体展开为“古今中西”
之争。
古今本是时间概念，中西则涉及空间关系，但在中国近代，两者却被融合为一。
从内容上看，“古”
与“中”
往往被视为传统（包括传统的器技、制度、文化等）的象征，而“今”
与“西”
则被赋予近代（现代）[1]的内涵；这样，“古今中西”
之争，同时也兼及传统与近代的关系。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
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
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一开始便伴随民族自强与独立的历史潮流。
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救亡图存、“中国向何处去”
逐渐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
当近代思想家从器技的层面寻找自强之路时，科学技术便成为关注的对象，而科学方法则又被理解为科技发展的前提之一。
严复在分析近代技器日新、科学昌明的根源时，便追溯到培根倡导的科学方法。
这样，对科学方法的注重，就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近代方法论的思考和探讨中，既可以看到传统方法论思想的历史延续，也伴随着到西方近代实证科学及其方法的引入，而就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而言，它同时又表现为一个方法论近代化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对传统方法论思想的内在转换。
方法论的近代化往往伴随着实证化、形式化的过程。
从哲学的层面看，实证化意味着以经验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并超越思辨的观念；形式化则既与数学的推论相联系，又涉及对科学研究程序的逻辑规定。
在中国近代方法论的演进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以上的趋向。
从严复的实测内籀之学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胡适的科学实验室态度到金岳霖对科学归纳法的确证，从梁启超的新史学方法到胡适的进化史观，中国近代的方法论确乎在不同的程度上取得了近代的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方法论的反思进而与辩证逻辑的探索联系起来，从而超越了形式化的趋向，并获得了更深刻的内涵。
这一过程既交错着经验与理性、形上与形下、相拒与相容，又以古今、中西之间的互动和紧张为背景。
方法论的讨论，总是涉及认识论。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思考往往以知行之辩的形式展开。
进入近代以后，与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问题相联系，知行之辩进一步变得突出了。
魏源提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
，将行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在知行关系定位上，一部分哲学家较多地注意到知的作用，以民智的开启为富强之源，在认识论上则相应地强调知先于行；另一些哲学家则提出以革命开民智，从一个方面突出了行的作用，肯定行先于知。
对知行关系的看法，又与“知”
“行”
范畴内涵不断深化相联系，在近代哲学家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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