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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突出地表现在严复对实测内籀之学的进一步解释之上。
在严复看来，科学的公例来自归纳（内籀），而归纳的范围总是不超出“对待之域”
。
所谓对待之域，也就是现象界；即物实测，主要限于现象界；而公例则无非是现象之间恒常联系（“常寓之德”
）的概括。
经验论的进一步推论，往往是现象与感觉的重合：现象总是通过感觉而为主体所感知，离开了感觉，现象对主体来说便是没有意义的，从而，现象也就可以还原为感觉。
英国的实证主义者赫胥黎曾作过如上推论，严复则重复了这一结论：“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
[6]就此而言，认识不越对待之域，也就意味着认识不越感觉，用严复的话来表述，也即“可知者止于感觉”
。
[7]
不难看出，严复的实测内籀之学这一范畴中，既包容了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又融入了现象主义的原则。
二者的纠缠，构成了严复引入西学格致的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根源于实证主义本身的二重性：从斯宾塞的实证哲学中，严复既吸取了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也接受了其认识不能超出表象的结论；从穆勒那里，严夏既比较系统地了解了科学的归纳法，也输入了认识不越感觉的看法。
当然，尽管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哲学亦包含了近代科学方法的某些内容，但其注重之点，主要在于为近代科学方法规定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相形之下，严夏则更多地注目于科学方法本身。
对他来说，重要的首先是西学格致（科学）；实证论的现象主义原则之所以为他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科学的外观。
同时，严复对西方实测内籀之学的介绍阐发，乃是以近代中西哲学的会通交融为总的历史背景，西学的引入与传统的楔入，往往彼此交错，这一背景决定了严复在走向实证主义的同时，又常常逸出了实证论。
如前所述，严复认为，认识只能限于对待之域。
不过，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探索现象的原因，相反，如果不求其故，则知识往往具有模糊混沌的缺陷。
以因果关系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当然并非创见，英国实证论者穆勒即已把揭示因果关系列为实证科学的目标，并规定了探求因果关系的基本方法。
但是，因果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严复与西方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分歧。
按穆勒的看法，自然现象中存在着齐一性，而在所有的齐一性中，前后相继的齐一性最为重要；所谓因果律，无非是现象前后相继的齐一性，而因果观念则建立在关于现象前后相继关系的联想之中。
这种观点实质上对因果关系作了现象主义—心理联想主义的解释。
与之相异，依严复之见，知其所以然（求故）同时也就是一个由显而入隐的过程：
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
[8]
探赜索隐具体表现为“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
[9]亦即由外在的现象（显）深入到内在的规定（奥）。
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严复认为在社会政治的研究中不能停留于“形表”
：“夫考政治而欲得其真，则勿荧于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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