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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衍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又是从顾颉刚到王国维这一思维路向的逻辑延续：顾颉刚的疑伪求真，王国维的古史实证，已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实证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傅斯年则通过史学与史料关系的界定，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展示了上述演进方向。
史学中科学化的追求当然并不限于从顾颉刚到傅斯年的演进过程，在陈寅恪、陈垣等人的史学研究中，同样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向。
它对于促进史学走向近代形态，应当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实证化和科学化为理想范式，在史学的一些具体领域，亦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然而，一味地追求实证化和科学化，也往往容易使史学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
后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某些派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参加论战的新生命派及托派而言，撇开其背后的政治背景，从研究方式上看，也不难注意到科学观念的影响。
尽管他们的讨论已不限于史料的整理，而是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解释模式，但其中亦渗入某种科学化的思维趋向，新生命派及托派便一再标榜所谓科学的方法，并常常罗列各种并不全面的统计数据，试图通过仿效自然科学的量化方式，以取得某种科学的外观。
陶希圣更明确地把“统计法”
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并将其列入所谓科学的归纳法之中。
[49]对科学的这种外在效法，使史学研究中的科学化多少流于庸俗化。
[1]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42—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见《古史辨》第1册，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见《古史辨》第1册，9页。
[6]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见《古史辨》第1册，26页。
[7]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32页。
[9]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7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81页。
[11]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29页。
[12]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32—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95页。
[14]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95页。
[15]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213页。
[16]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193页。
[18]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95页。
[19]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80页。
[20]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1集卷2，41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21]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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