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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的科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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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之战的文化历史根源是多方面的，而其直接导因则是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论述。
在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中，张君劢对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严格的区分，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科学为论理学（逻辑学）所支配，人生观则源于直觉；科学是分析性的，人生观则是综合性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则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科学基于现象之同，人生观则基于人格之异。
在以上区分的背后是如下信念，即科学有其自身的度限，不应当越界侵入人生观。
与玄学派严于科学和人生观之分并强调科学的界限不同，科学派的注重之点首先在科学的普遍有效性。
按科学派的看法，科学的作用范围并无限制，从物理对象到人的意识，无不处于科学的制约下，人生观也同样未能例外。
较之玄学派之侧重于科学与哲学的划界，科学派的以上论点似乎更多地指向科学与哲学的统一。
科学派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首先以科学对象的实证论规定为前提。
在宽泛的意义上，科学往往以物为对象，什么是物？丁文江作了如下界说：“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
[1]科学派的另一重要成员唐钺亦认为：“所谓物质，不过是‘常久的感觉的可能’（APermaPossibilityofSensation）。”
[2]这种界定，大致上继承了从贝克莱到穆勒、马赫的思路。
既然科学本身所处理的只是一种心理现象，那么作为哲学信念的人生观，也并未离开科学之域：在以精神现象为对象这一点上，二者彼此相通。
正是基于科学对象的实证论解释，丁文江将人类的精神—心理领域都纳入了科学之域：“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
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甚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
[3]
通过化物质现象为心理现象以沟通科学与哲学，主要从对象上联结二者。
在科学派那里，科学与哲学的统一，还表现在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上。
科学的万能，是科学派的基本信念，而科学的万能，具体即体现于其方法。
丁文江曾对此作了如下概述：“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4]作为涵盖万有的原则，科学方法既可运用于物理对象，亦同样适用于心理现象及哲学层面的人生观。
梁启超在论战中曾提出，人生观中的情感方面，具有超科学的性质[5]，这种观点立即遭到了科学派的责难。
唐钺便认为，诸如“爱”
“美”
这一类的情感，都可以作理性地分析，它们与火这类的对象并无根本的不同：“其实爱同火差不多，……他受理智的支配的程度愈大，他的结果愈好。”
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便是，情感问题应当以科学方法加以解决：“关于情感的事项，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
[6]类似的看法亦见于科学派的元老吴稚晖：“科学者，让美学使人间有情，让哲学使情能合理，彼即由合情合理得到真正合理之一部分。
美学随宇宙而做工不完，哲学随宇宙而做工不完，科学区域，亦随宇宙而日扩日大，永永不完。
物质文明之真正合理者，固是他管辖。
精神文明之真正合理者，亦是他管辖。”
[7]广而言之，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尽入科学方法之域，科学与哲学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趋向于统一。
科学派的以上看法明显地渗入了某种实证论的观念。
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实证主义似乎表现出二重倾向。
一方面，实证论力图在科学与哲学——主要是传统形而上学——之间加以划界，孔德区分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已蕴含把传统哲学从科学中清洗出去之意；而后，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下，科学与玄学（形而上学）之分进一步成为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
但另一方面，实证论又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哲学的科学化以及科学的统一。
孔德将其实证哲学视为科学的综合，这种综合既表现为以实证方法联结各门具体科学，又以科学向哲学的扩展为内容；从马赫到逻辑经验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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