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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领域，严复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来解释物种的演化：“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
然与接为搆，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
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
……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51]生物都为各自的生存而彼此竞争，不适合环境条件的往往被淘汰，最适应环境的物种则得以生存。
进化过程不仅展开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社会领域。
严复以进化论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与动物一样，也遵循自然选择的规律。
但人类与动物又有所不同，因为人能结成一定的社会群体（能群）：“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
[52]社会进化以群体为形式，而社会制度（刑政礼乐）则是进化过程的产物。
经过自然选择和群与群的竞争，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社会组织及维系社会组织的道德意识得到了发展。
当然，严复以进化论考察社会演变的更深层的意图，在于以此为自强保种的历史要求提供论证：“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53]列强进逼，根据物竞天择的进化法则，中国若再不奋起图强，便难以自存。
总之，从天体到生物，从自然到社会，进化的法则支配着宇宙间的诸种现象，进化论则同时被提升为普遍的天演哲学，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
进化论从生物科学到哲学世界观的这种泛化，一开始便以救亡图强的时代需要为其背景。
从思想史上看，进化论在西方诞生之后，对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尔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等诸种形态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然而，将其形上化为贯穿天人、宰制万物的普遍之道，并同时赋予它以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双重含义，则似乎是中国近代独特的现象，它从一个方面折射了科学从技到道的衍化过程。
科学在19世纪末的泛化，当然并不限于进化论。
与严复主要致力于从科学进化论到天演哲学的提升有所不同，谭嗣同等更多地关注于科学概念与政治理念之间的沟通。
如前所述，谭嗣同将以太、电与仁、心力等而同之，并以“通”
为其共同的内涵。
通的表现形式又被规定为四种：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所有这些不同意义上的通，最终又指向一个更根本的目标，即平等：“通之象为平等。”
[54]平等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而在谭嗣同那里，这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关系又以电、以太为其本体论的根据：以太、电等的无所不在、融通万物，构成了社会领域中外、中上下、男女、人我之间彼此沟通、平等的前提。
在如下文字中，谭嗣同对这一关系作了更明确的表述：“电气即脑，无往非电，即无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时乃不仁。
虽然，电与脑犹以太之表著于一端者也，至于以太，尤不容有差别。”
[55]这里既有超越自我中心之意，又表达了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理想，而整个推论的出发点，则是电、以太在人我、物我中的普遍贯通。
在同样的意义上，谭嗣同以数学的方程，来比附社会的平等：“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是也。”
[56]作为政治理念的普遍根据，以太、电、代数方程等，已开始由科学领域的概念，转换为具有形上意义的哲学范畴。
平等与对待相对。
欲达到平等，便必须破对待，而在谭嗣同看来，破对待的过程也离不开格致之学：“声光化电气重之说盛，对待或几几乎破矣。
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由辨学而算学，算学实辨学之演于形者也；由算学而格致，格致实辨学、算学同致于用者也。”
“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
[57]不难看出，谭嗣同对数学这样的科学分支有着颇为深入的理解：将数学与逻辑联系起来，便已较为具体地把握了数学的演绎性质，而把数学与格致之学区分开来，则意味着注意到了数学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区别。
然而，在以上的论述中，数学及具体科学却被视为破对待的手段，而破对待最后又旨在达到平等；从而，算学与格致之学亦被赋予某种政治理念的意义。
与科学概念内涵的转换相联系，科学的方法也开始被运用于政治理念的论证。
康有为曾著《实理公法全书》，对所谓“人类公理”
作了系统的论述，而其中所运用的，便是几何学的方法。
在论述中，先立“实理”
，次设“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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