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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进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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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具有维新倾向的近代思想家的目光开始进一步由形而下的器与技，转向了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思想的启蒙与观念的变革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之为背景，对科学的理解与阐发，也往往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彼此交错互渗。
在近代思想的这一衍化过程中，科学不仅由器、技提升为天地间公共之道（作为自然之理的“道”
），而且开始被引向价值观意义上的道。
如前所述，薛福成、郑观应等洋务知识分子已表现出超越器、技的趋向，维新思想家大致上承了这一思路。
在分析西方所以强盛的原因时，康有为指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
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
[33]同样，中国欲变法图强，也必须注重科学：“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
[34]这些看法，与洋务知识分子“格致为基，机器为辅”
之说相近，体现了近代思想衍化的历史延续性。
不过，与洋务知识分子主要注目于格致之学本身有所不同，维新思想家要求超越外在的作用（事之见端），进而把握格致之学内含的深层“命脉”
：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
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
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35]
在以“器”
为形下之粗迹这一点上，严复与洋务知识分子并无分歧，但较之洋务知识分子停留于从器到学的转换，严复强调格致之学本身仍属形于外者，而并未达到内在的命脉。
从格致之学的角度看，所谓命脉，即是黜伪而崇真；简而言之，即“真”
的原则。
作为命脉，“真”
的原则已不仅仅与制器等过程相联系，而是同时具有某种普遍的价值观意义。
在此，作为科学的格致之学，已开始越出器物研究的层面，向价值系统趋近。
如果说，“真”
体现了后来所谓“科学的精神”
，那么，与“真”
相辅相成的“公”
，则多少内含着近代民主政治的意识；以“真”
与“公”
为命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20世纪初推崇“赛先生”
和“德先生”
的先声，而二者的这种历史联系，亦从一个方面彰显了“黜伪崇真”
的价值观意义。
以“真”
为命脉的格致之学，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往往被赋予优先的地位，从严复的以下论述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
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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